雨帘砸在头顶，雁子的指尖还麻着。
她鬼使神差地将耳朵贴紧树皮，粗粝的纹路硌得耳骨生疼。
忽然，一阵蜂鸣从树心涌上来，震得她太阳穴突突跳——不是风声，不是雨声，是某种被封存了七十年的、带着青草香的声音。
画面在视网膜上炸开。
1953年的春阳里，两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蹲在刚栽下的槐苗旁。
灰布衫的女孩踮脚把蓝发绳系上枝桠，发绳穗子沾着泥点：“杏儿你看，我家在东头，你家在西头，树长在中间，以后我们说悄悄话，它替我们记着。”蓝衣女孩仰起脸笑，酒窝里盛着光：“好呀，等树长到能遮荫那天，我奶奶在酒馆煮醪糟，你带糖霜山楂来——”
雁子猛然直起腰，雨水顺着发梢灌进后颈。
她浑身发抖，掏出手机的手在雨里晃成一片虚影。
林知亚团队那部批判“病态共生”的纪录片《自然的淘汰法则》截图还存在相册里，她划到其中一帧：镜头对准枯树扭曲的根系，角落里却飘着个模糊的蓝点——放大，放大，是半截褪色的发绳，穗子打着结，和记忆里那根一模一样。
“要剪枝？”
沙哑的声音惊得雁子险些摔了手机。
老园丁不知何时站在她身后，雨衣帽子压得低低的，手里攥着把锈迹斑斑的剪刀。
他的胶鞋在泥里碾出两个深印：“三十年前，也是这样的雨夜，有个穿黑布衫的老太太跪在这儿烧纸钱。火折子点不燃，她就哭，说‘两棵树绑一条命，砍哪个都是剜心’。”他用剪子尖戳了戳地面，“树根在地下缠了三米深，比城墙砖缝里的藤还紧。”
雁子这才注意到老园丁裤脚全是泥，膝盖处有块淡褐色的印子——是烧纸钱时溅上的灰烬。
她摸出社区工作站常备的便携录音笔，按下录音键贴在树干上。
耳机里传来低沉的嗡鸣，像有人用砂纸摩擦玻璃，又像极了去年社区张奶奶丧偶后，躲在楼道里压抑的抽泣。
“这频率……”
身后突然响起年轻女声。
植物学研究生小芽举着便携式频谱仪冲过来，刘海贴在额头上，“和人类悲伤时的δ脑波几乎重合！”她的手指在仪器屏幕上快速划动，“我之前测过终南山的古松，它们受伤时会释放低频波，但这么接近人类情绪的……”她猛地抬头看向雁子，“你确定这不是巧合？”
巧合？
雁子望着树桠间若隐若现的蓝发绳，突然想起林知亚昨天在社区会议上的冷笑：“这种根系绞杀的老树早该伐了，留着只会拖累整片绿化带。”她摸出手机想给林知亚发消息，却在联系人列表里顿住——那女人此刻应该在剪辑室里，对着镜头骂这棵“病态”的树。
剪辑室的荧光灯刺得林知亚眼睛生疼。
她盯着屏幕里的枯树特写，越看越不对劲：所有枯枝的镜头边缘，都飘着一缕淡蓝色的影子。
她放大、调亮、增强对比度——是发绳，和母亲旧照里辫梢系的那根一模一样！
抽屉最底层的老相册“啪”地摔在桌上。
1978年的照片里，年轻女人站在西槐巷老屋前，麻花辫上的蓝发绳被风掀起一角。
照片背面是母亲的字迹：“杏儿送的，她说树会替我们说话。”林知亚的呼吸突然急促起来。
母亲临终前攥着她的手，喉咙里反复滚着“那棵树还在吗”，她当时只当是老人糊涂了，现在才发现，床头柜暗格里还压着半根蓝发绳，穗子结着和照片里一样的死扣。
“咔”的一声，鼠标被她捏碎了。
林知亚抓起外套冲进雨幕，高跟鞋陷进泥里也顾不上，发绳攥在手心，勒得掌心生疼。
朱雀门的老槐树在雨里影影绰绰，她跌跪在泥水里，踮脚把发绳系上枯枝。
雨水顺着下巴砸在泥里，她对着树哽咽：“妈，我错了……我不该说它该死……”
雁子蹲在树根交错处，指甲缝里全是泥。
她摸到块硬邦邦的东西，用社区发的折叠铲小心刨开——是个锈迹斑斑的铁盒，盒盖和盒身焊在一起。
老园丁递来剪刀，锈刃撬开缝隙时，她听见自己心跳如擂鼓。
照片掉出来时，雨忽然小了些。
两个女孩站在老槐树下，一个穿着灰布衫，一个穿着蓝布裙，背后是间挂着“老酒馆”木牌的小铺子。
照片背面用钢笔写着：“1953年春，与杏儿约：树活多久，我们做多久姐妹。”雁子的指尖颤得厉害——“李杏”，这不正是李咖啡奶奶的小名？
她翻到日记残页，墨迹被雨水晕开，却还能辨认：“杏儿的爷爷在酒馆拉胡琴，我总躲在窗根下听。她说等我嫁了人，要在树下摆两坛酒，一坛谢树，一坛谢……”后面的字被水浸得模糊，只余下个“谢”字的尾笔，像片飘起来的叶子。
社区公告栏的灯不知被谁打开了。
雁子把照片和日记拍下来，贴在公告栏最显眼的位置，最后加了行字：“这棵树，听过孟家与李家的第一声问候。”居民们举着伞涌过来，王婶摸了摸树干，抹着眼泪说：“我就说这树有灵性，上个月我丢的金镯子，不就是在树根旁找着的？”老张头哼起老秦腔，调子跑了调，却惹得旁边几个老太太跟着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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