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特区，国会山，被临时征用为和谈会场的参议院大厅。
1938年9月中旬。
空气中弥漫着尘埃、雪茄烟气和一种无形的、沉重的压力。昔日象征合众国最高立法权威的圆形大厅，此刻却见证着一个分崩离析的国度试图重新粘合的痛苦过程。穹顶壁画上的“华盛顿升天图”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有些模糊不清，仿佛寓言着那个统一的、理想的合众国时代已然远去。
长条谈判桌的一侧，坐着来自美利坚联合工团的代表团。主席比尔·海伍德坐在中央，这位老牌工运领袖、社会党左翼旗手，如今是控制着东海岸和五大湖工业区的庞大工人政权的核心。
他身材高大，面容沧桑，标志性的浓密胡须和锐利的蓝眼睛透露出钢铁般的意志和历经风霜的坚韧。他的左边是伊丽莎白·弗林，一位干练而坚定的女性组织者；右边是威廉·Z·福斯特，战略家，表情严肃。
他们的对面，是来自美利坚联盟国的代表团。主导者是那位身材高大、金发梳理得一丝不苟、永远带着某种民粹式激昂笑容的休伊·朗。这位“王鱼”、路易斯安那州的独裁者、至上党党魁，此刻虽然面带微笑，但眼中闪烁着精明的算计。他的诉求简单直接：《财富分享法案》必须成为新国家的经济基石，他的美利坚至上党必须成为执政联盟的一部分，分享权力。他身后坐着几位神情冷硬的南方政客和商人。
谈判桌的另一端，则是成分最为复杂的美利坚太平洋国代表团。临时总统查理·卓别林坐在首位，这位银幕上的喜剧大师、现实中的理想主义者和民主社会主义者，此刻卸去了小胡子和滑稽的装扮，穿着严肃的西装，眉头紧锁，显得忧心忡忡。他的兴趣似乎并不完全在僵化的旧制度上，但迫于身边人的压力。他的左右，分别是民主党的约翰·麦格罗蒂和共和党的弗兰克·诺克斯，这两位传统政党的党魁，如同守护摇摇欲坠神殿的祭司，坚决要求维持宪法、三权分立、两党制（或扩展为多党制）的民主框架，并将太平洋国现有的五个主要政党（民主、共和、联邦、民主共和、国家民主）合法纳入新体系。
海伍德点燃了一支粗大的雪茄，烟雾缓缓升起，模糊了他锐利的视线。他扫视着桌对面的“同志们”和“先生们”，内心充满了巨大的荒诞感和沉重的责任。荒诞在于，他，一个毕生致力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工团主义者，此刻却不得不坐在这里，与朗这样的民粹独裁者、麦格罗蒂和诺克斯这样的资产阶级政客，商讨如何“重建美国”。
责任在于，持续两年、死亡近三百万人的内战已经让这个国家血流成河，人民疲惫不堪，和平的呼声压倒了一切。联合工团虽然控制了最重要的工业区，但也没有力量一举吞并另外两方。妥协，是唯一现实的选择。
“先生们，女士们，” 海伍德的声音低沉而沙哑，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沉默，“我们聚集在这里，不是为了争论谁对谁错，那需要历史评判。我们在这里，是为了结束这场该死的战争，是为了让活下来的人，能够有一个喘息的未来。”
他顿了顿，目光如炬：“联合工团的基本立场很清楚：必须保障工人阶级通过工会和工人委员会参与并主导政治、经济生活的根本权利；关键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或国有化必须推进；种族、性别歧视的法律必须彻底废除。 这是底线。”
“底线？” 诺克斯冷笑一声，这位前海军部长语调强硬，“海伍德先生，你的‘底线’听起来像是要彻底颠覆合众国的立国根本！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宪政民主，联邦制，这些才是这个国家的基石！”
“当这些‘基石’导致数百万人失业，千万人挨饿，华尔街的混蛋们却富可敌国时，它们就该被敲碎了重炼！” 伊丽莎白·弗林厉声反驳。
“女士，请注意你的言辞！” 麦格罗蒂脸色难看。
“好了，诸位，” 卓别林抬起手，他的声音带着一种奇特的、试图调和矛盾的疲惫感，“争吵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必须面对现实。现实是，我们三方谁也消灭不了谁。现实是，人民厌倦了战争。我同意海伍德先生的话，我们需要找到一条向前走的路，而不是沉湎于过去的教条。”
他看了一眼麦格罗蒂和诺克斯，语气加重，“制度是为人服务的，不是人为制度殉葬的。 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什么样的制度能确保和平，能开始疗愈这个国家的创伤，能……避免下一次分裂。”
朗一直微笑着听着，此刻终于开口，他的声音带着浓重的南方口音，富有煽动力：“说得对，查理，说得对！人民要的是面包，是工作，是公平！我的《财富分享法案》就是为了这个！限制巨额财富，保障每个家庭的基本收入，拆散那些托拉斯巨鳄！这才是真正的美国精神！” 他看向海伍德，“比尔，在打击大资本这一点上，我们是有共同语言的。我们可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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