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威尼斯。
1938年9月13日。
圣马可广场不再响起鸽哨与贡多拉船夫的歌声，取而代之的是最后一阵激烈交火后残余的硝烟与死寂。
象征意大利共和国三色旗的旗杆，在总督府上空缓缓折断、坠落。取而代之的，是一面鲜艳的、绣着红星图案的黑白红三色旗帜，在亚得里亚海的风中猎猎作响。
威尼斯，这座建立在泻湖上的千年水城，意大利共和国最后的堡垒，在经过数周惨烈的巷战后，终于被安东尼奥·葛兰西领导的意大利社会主义共和国军队，在来自英、法、俄秘密运输的现代化武器弹药以及由全球数十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反法西斯志愿者组成的国际纵队的支援下，彻底攻克。
消息如同闪电，瞬间传遍了欧洲，震动了世界。
柏林，帝国首相府。
帝国首相，社会民主党领袖奥托·韦尔斯，站在自己宽敞却压抑的办公室的巨幅落地窗前，手中捏着一份刚刚收到的、印有“绝密·急电”字样的情报简报。
窗外，柏林天空阴沉，乌云低垂，仿佛映照着他此刻沉重无比的心情。
简报上的字句冰冷而确凿：威尼斯陷落，共和国政府高层或投降或失踪，葛兰西的部队正在全城肃清残敌。意大利，实现了自一战后崩溃以来，正式的统一。
韦尔斯缓缓放下简报，走到办公桌前，双手撑在光滑的桌面上，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那叹息声中，充满了难以言说的复杂情绪，远非简单的“悲哀”二字可以概括。
作为一名坚定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一个一生致力于通过议会斗争、改良手段来改善工人福祉、推动社会进步的政治家，韦尔斯对刚刚覆灭的意大利共和国以及之前倒台的两西西里神权国，从内心深处感到一种厌恶甚至不齿。
那波利的那帮极端民族主义者和教权保守分子，威尼斯的那些大资本家和军事寡头，他们所代表的，是陈旧、反动、压抑人性的右翼思想，在1918年，就是他们将意大利拖入了经济崩溃和社会分裂的深渊。
他们打压工会，漠视民生，穷兵黩武。他们的失败，在韦尔斯看来，某种程度上是历史的必然，甚至可以说是……咎由自取。
相比之下，虽然葛兰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奉行的是更为激进、更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和暴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与韦尔斯所信仰的渐进式民主社会主义存在根本分歧。
但不可否认，葛兰西政权在短期内迅速稳定了社会秩序，推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将关键工业国有化，大力发展公共教育和医疗，使得底层民众的生活得到了肉眼可见的改善。
从意识形态的纯粹性和对底层民众的吸引力来看，葛兰西的意大利，无疑比那个腐败、专制的从奥地利手里独立不久的贵族共和国更接近韦尔斯心目中的“社会正义”理想，哪怕路径截然不同。
想到这里，韦尔斯嘴角甚至扯出一丝苦涩到极点的弧度。这真是一种莫大的讽刺：他在议会中与之斗争了半辈子的“敌人”，其覆灭竟让他产生了一丝隐秘的、基于理念的“快意”；而那个取代了“敌人”的、更强大的新兴政权，从价值观上或许更值得他认同，却因代表着截然不同的道路和日益膨胀的势力，成为了德意志帝国迫在眉睫的、更危险的战略威胁。
国家利益！ 这四个字如同冰冷的枷锁，瞬间勒紧了他的心脏。
韦尔斯比任何人都清楚柏林的政治现实。帝国议会里，那些保守党、中央党甚至更右翼的势力，正虎视眈眈。
年迈却依然牢牢掌握军权的威廉二世皇帝，对莱茵河对岸的“红色瘟疫”更是深恶痛绝，绝无丝毫“亲善”可能。他，身为社会民主党主席，能够坐在首相这个位置上，本身就是一个极其脆弱的政治平衡的结果——是皇帝和右翼势力需要有人来收拾经济危机的烂摊子，需要借助社民党来安抚国内庞大的工人阶级。
他的执政基础摇摇欲坠。任何在对抗法兰西公社和第三国际方面表现出丝毫“软弱”或“犹豫”的迹象，都会立刻成为政敌攻击他的致命武器。
一旦他下台，他和社民党这些年呕心沥血推动通过的 《工会法》 、《社会保险法》 、《八小时工作制法案》 等一系列旨在缓和阶级矛盾、改善劳工待遇的社会改良成果，极有可能被继任的右翼政府全盘推翻、废除殆尽！
那将意味着德国工人阶级数十年奋斗成果的付诸东流，也是他个人政治生命的彻底失败。
“两害相权……”韦尔斯喃喃自语，声音沙哑。他走到墙边那幅巨大的欧洲地图前，目光死死盯住亚平宁半岛。
一个统一的、赤色的意大利，与法兰西公社、不列颠联盟、爱尔兰社会主义共和国、西班牙无政府工联连成一片，第三国际的势力已经牢牢控制了西欧大陆的大半壁江山，再加上北方的瑞典、挪威、芬兰，东方的俄罗斯……德意志帝国，陷入了名副其实的“赤色包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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