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
我来问道无余话，云在青天水在瓶。
谁能想到，这小子会是大明的新主人？
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的春天，湖广安陆州（今湖北钟祥）的兴王府里，总能看到一个穿青布长衫的少年，捧着本线装书坐在石榴树下，连春风吹落花瓣飘到书页上，都舍不得拂开。这少年便是朱厚熜，兴献王朱佑杬的独子，当时刚满十六岁。
没人把这个藩王世子当回事——在大明的宗室体系里，藩王就是“圈养的金丝雀”，一辈子只能在自己的封地晃悠，不能干政，不能领兵，最多读读书、养养花，混个“贤王”的虚名。朱厚熜的爹朱佑杬还算安分，没搞过什么“争储”的幺蛾子，就这么安安稳稳当了一辈子兴王，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病逝后，朱厚熜按规矩承袭了爵位，日子过得平静得像安陆的护城河，没一点波澜。
他那时的生活，说好听点是“潜心治学”，说难听点就是“无所事事”。每天早上起来先给嫡母蒋氏请个安，然后就扎进书房，读《论语》《孟子》，也读《孙子兵法》《武经总要》——别以为他是个只会死读书的呆子，兴王府里藏着不少兵书，都是他爹当年从京城带过来的。有次府里的老管家看到他对着兵法地图发呆，笑着问：“世子爷，您又不是要带兵打仗，看这些干啥？”朱厚熜抬起头，眼神里带着点少年人特有的认真：“就算不当兵，知道天下的山川地形，总不是坏事。”
谁也没料到，这平静的日子，会被一封来自京城的急诏彻底打破。
正德十六年三月，正德皇帝朱厚照在豹房驾崩的消息传到安陆，兴王府上下一片慌乱——倒不是为正德皇帝的死难过，而是为“国无储君”的局面担忧。可没等大家慌几天，第二封诏书就到了，这次是内阁首辅杨廷和亲自拟的，开头第一句就惊得蒋氏手里的茶碗差点摔了：“奉宪宗皇帝遗诏，迎兴献王世子朱厚熜入继大统。”
“入继大统”？朱厚熜拿着诏书，手指都在抖。他不是没听过京城的事：那位堂兄正德皇帝，一辈子玩得疯，建豹房、养猛兽、带兵亲征，最后死在女人怀里，连个子嗣都没留下。可他怎么也想不到，这“皇位”的馅饼，会砸到自己头上——按《明史·世宗本纪》的记载，他是“宪宗孙，兴献王佑杬子也”，论血缘，确实是当时最亲近的宗室继承人，可这距离“皇帝”的位置，还差着十万八千里。
蒋氏抱着儿子哭了半天，又是喜又是怕：喜的是儿子要当皇帝，怕的是京城水深，那些文官个个精明，少年人去了怕是要被欺负。朱厚熜倒是比嫡母冷静，他先让人把诏书抄了好几份，确认不是假的，然后才对着蒋氏磕了个头：“娘，儿子去京城，定不会丢了兴王府的脸。”
出发北上那天，安陆的百姓都来送行，朱厚熜穿着藩王的蟒袍，骑着高头大马，身后跟着内阁派来的迎驾官员。走的时候，他特意把那本翻得卷了边的《论语》塞进了行李——他不知道，这本教他“仁礼”的书，很快就会成为他和整个文官集团交锋的“武器”。
从安陆到北京，走了整整二十天。越靠近京城，朱厚熜就越谨慎。迎驾的官员里有个叫梁储的，是杨廷和的老部下，一路上总想跟他“聊规矩”，说“到了京城，得先从东华门进，去文华殿当皇太子，再登基”。朱厚熜每次都笑着打岔，心里却早有了主意：我是来当皇帝的，不是来给人当儿子的，想让我认别人当爹，没门！
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朱厚熜的队伍到了北京城外的良乡。杨廷和派来的礼部官员早早在那等着，递上一份“登基流程”，核心还是“先当太子”。朱厚熜拿着流程单，直接扔给了身边的侍从：“告诉杨首辅，遗诏写的是‘入继大统’，不是‘入继东宫’，要改流程，就按遗诏来，不然我就回安陆去。”
这话传到杨廷和耳朵里，老首辅差点气笑了：一个十六岁的藩王，刚到北京就敢跟我叫板？可他也没办法——国不可一日无君，真把朱厚熜逼走了，他没法跟天下人交代。最后还是慈寿太后出来打圆场，说“先从大明门进，在奉天殿登基，其他的事以后再说”。
四月二十七日，朱厚熜穿着龙袍，一步步走上奉天殿的丹陛。当太监喊出“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时，他看着殿下跪着的文武百官，心里突然明白了：这皇帝的位置，不是靠血缘来的，是靠自己争来的。从这天起，“嘉靖”这个年号，开始书写属于它的四十四年历史。
嘉靖帝刚登基没半个月，杨廷和就带着礼部的官员找上门了，手里捧着一份《议礼疏》，开门见山：“陛下，按‘为人后者为之子’的规矩，您现在是孝宗皇帝（正德的爹）的嗣子，得认孝宗为‘皇考’，您的亲爹兴献王，只能叫‘皇叔父兴献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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