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元元年，公元784年。
春季，正月癸酉朔，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兴元。颁布的制书说：“想要使国家治理、教化振兴，必须推心置腹，忘记自己的利益，救助他人，不惜改正过错。朕继承皇位，统御万邦，却失守了宗庙，流离于草野之间。没有遵循德行，过去的事诚然无法追回；但长久地思虑过错，期望能在将来有所弥补。现在阐明这个道理，昭告天下。”
“朕深恐德行不足以继承先业，不敢有丝毫懈怠荒废。然而生长在深宫之中，不熟悉治理国家的政务，长期的习惯容易沉溺，处于安定中忘记了危险，不懂得农耕的艰辛，不体恤征战戍守的劳苦，恩泽未能施及下层，民情未能上达朝廷，事情因此壅塞阻隔，人心因此怀疑隔阂。朕仍然不知反省自己，于是动用武力，征调四方军队，千里转运粮饷，征用车辆马匹，远近骚动不安。服役者奔走运输，百姓劳苦不堪。有时一天之内多次交锋，有时连年不解甲衣。祭祀无人主持，家庭失去依靠，生死流离，怨气凝结，劳役不息，田地多荒废。暴虐的政令比横征暴敛更严酷，疲惫的百姓被搜刮得家徒四壁，辗转死于沟壑，背井离乡，城邑化为废墟，人烟断绝。上天在上面谴责而朕不觉悟，百姓在下面怨恨而朕不知道，逐渐导致祸乱发生，变乱兴起于都城，万物失去秩序，宗庙为之震惊。上则连累列祖列宗，下则辜负亿万百姓，内心痛楚惭愧，罪责确实在于朕一身。长久地心怀愧疚悲悼，如同坠入深渊幽谷。从今以后，朝廷内外所上奏章，不得再称‘圣神文武’的称号。”
“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人，都是有功勋的旧臣，各自守卫藩镇。朕安抚驾驭不当，致使他们疑虑恐惧。这都由于在上者治国失道，而在下者遭受灾殃。朕实在不配为君，他们又有什么罪过！应当将他们及其所管辖的将领官吏等，一切待遇都像当初一样。”
“朱滔虽然因朱泚牵连获罪，但路途遥远，必定不是同谋。念及他过去的功勋，务必宽大处理，如果能表示归顺，也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
“朱泚违背天道常理，窃取皇帝名号，残暴侵犯陵墓宗庙，令人不忍言说。他获罪于祖宗，朕不敢赦免。那些被胁迫跟随的将领官吏百姓等，只要在官军未到京城以前，离开叛逆，效忠朝廷，并散归本道、本军的，都依照赦免条例处理。”
“各军、各道应召奔赴奉天以及进军收复京城的将士，一律赐予‘奉天定难功臣’的名号。所增加的垫陌钱、税间架税以及竹、木、茶、漆、榷铁税等各类杂税，全部应当停止。”
赦令颁布后，四方人心大为欢悦。等到德宗返回长安的第二年，李抱真入朝对德宗说：“在山东地区宣布赦书时，士兵们都感动得流泪。臣看到人心如此，就知道叛贼不足以平定了！”
德宗任命兵部员外郎李充为恒冀宣慰使。
朱泚更改国号为“汉”，自称汉元天皇，改年号为天皇。
王武俊、田悦、李纳见到赦令后，都去掉了王号，上表谢罪。只有李希烈自恃兵力强盛、资财富足，于是图谋称帝，派人向颜真卿询问称帝的礼仪。颜真卿说：“老夫曾任礼官，所记得的只有诸侯朝见天子的礼仪罢了！”李希烈于是即皇帝位，国号“大楚”，改年号为“武成”。设置百官，任命他的党羽郑贲为侍中，孙广为中书令，李缓、李元平为同平章事。将汴州改为大梁府，把他辖境之内分为四个节度使辖区。李希烈派他的部将辛景臻对颜真卿说：“你不肯屈服，就应当自焚！”在庭院中堆积柴薪，浇上油。颜真卿快步走向火堆，辛景臻急忙制止了他。
李希烈又派他的部将杨峰携带赦书赐给陈少游和寿州刺史张建封。张建封抓住杨峰在军中示众，然后在街市将他腰斩。陈少游听说后非常害怕。张建封将陈少游与李希烈交往勾结的情况详细上奏。德宗很高兴，任命张建封为濠、寿、庐三州都团练使。李希烈于是任命他的部将杜少诚为淮南节度使，命他率领步兵、骑兵一万多人先攻取寿州，然后再进军江都。张建封派部将贺兰元均、邵怡守卫霍丘县的秋栅。杜少诚始终不能通过，于是向南侵犯蕲州、黄州，企图截断长江水路。当时德宗命令包佶亲自督运江淮地区的财赋，逆长江而上送到皇帝临时驻地。到了蕲口，遇到杜少诚入侵。曹王李皋派蕲州刺史伊慎率领七千士兵抵抗，在永安戍交战，大败杜少诚军，杜少诚脱身逃走，官军斩首一万级。包佶于是得以继续前行。后来包佶入朝，详细奏报了陈少游抢夺财赋的事情。陈少游害怕，便在他管辖的地区加重征收赋税来偿还。李希烈因为夏口地处长江上游要地，就派他的勇将董侍招募敢死队七千人袭击鄂州。刺史李兼偃旗息鼓，关闭城门等待敌军。董侍拆毁房屋木材焚烧城门，李兼率领士兵出城交战，大破董侍军。德宗任命李兼为鄂、岳、沔都团练使。于是李希烈东面畏惧曹王李皋，西面畏惧李兼，不敢再有窥伺长江、淮河地区的意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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