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龙三年，公元709年春季，正月丁卯日，朝廷下令扩建东都洛阳的圣善寺，导致几十户居民失去生计。
长宁公主、安乐公主等人常常纵容家奴抢掠百姓的子女做奴婢，侍御史袁从之将这些家奴逮捕入狱，依法处置。公主们向唐中宗告状，中宗亲手写下敕令释放这些家奴。袁从之上奏说：“陛下纵容家奴抢掠良家子女，凭什么治理天下！”中宗最终还是释放了这些人。
二月己丑日，中宗来到玄武门，和亲近的大臣们观看宫女拔河。他还下令让宫女们开设集市店铺，让公卿大臣们扮作商人，和宫女们做买卖交易，大臣和宫女们趁机相互争执吵闹，言语粗俗轻慢，中宗和韦皇后在一旁观赏，以此为乐。丙申日，监察御史崔琬在朝堂上对仗弹劾宗楚客、纪处讷暗中勾结戎狄，收受贿赂，导致边境战乱频发。按照旧例，大臣被弹劾时，要弯腰低头快步走出朝堂，站在朝堂外等候治罪。到这时候，宗楚客反而怒气冲冲地变了脸色，自我陈述说自己忠诚耿直，是被崔琬诬陷的。中宗竟然没有追究审问，下令让崔琬和宗楚客结为兄弟来化解矛盾，当时的人都称中宗为“和事天子”。壬寅日，朝廷任命韦巨源为左仆射，杨再思为右仆射，二人都担任同中书门下三品。
中宗多次和亲近的大臣、学士设宴聚会，让每个人都表演技艺来助兴。工部尚书张锡跳《谈容娘》舞，将作大匠宗晋卿跳《浑脱》舞，左卫将军张洽跳《黄麞》舞，左金吾将军杜元谈吟诵《婆罗门咒》，中书舍人卢藏用模仿道士上奏章祈福。只有国子司业河东人郭山恽说：“臣没有什么技艺可以表演，请允许我吟诵古诗。”中宗应允了他。郭山恽于是吟诵了《鹿鸣》《蟋蟀》两首诗。第二天，中宗特地赐给郭山恽一道敕令，称赞他的用意，还赏赐了他一套当季的衣服。
中宗曾经又设宴款待侍臣，让每个人都创作《回波辞》。众人写的都是阿谀奉承的话，有的人还趁机谋求荣华富贵。谏议大夫李景伯说：“回波荡漾酒杯摇，微臣职责在劝谏。陪宴已经过三杯，喧哗恐怕不合礼仪。”中宗听后很不高兴。萧至忠说：“这才是真正的谏官啊。”
三月戊午日，朝廷任命宗楚客为中书令，萧至忠为侍中，大府卿韦嗣立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中书侍郎崔湜、赵彦昭一同担任同平章事。崔湜和上官昭容私通，所以上官昭容举荐他担任宰相。赵彦昭是张掖人。
当时朝政出自多个部门，冗官充斥朝堂，人们都说有三个地方没有坐的位置，指的是宰相、御史和员外官。韦嗣立上疏说：“近来修建的佛寺数量极多，务求高大华丽，大的佛寺耗资上百万钱，小的也要三五万钱，总计耗费的钱财不下千万，百姓疲惫劳苦，怨声载道。佛教的要义，在于降伏自身的欲望心念，哪里是要靠雕梁画栋、大兴土木，来相互攀比壮丽呢！万一发生水旱灾害，戎狄挑起战乱，即使有再多的高僧，又能挽救什么呢！此外，享受封邑的贵族之家数量很多，昨天询问户部，说需要六十多万成年男子来承担赋税；一个成年男子要缴纳两匹绢，总共就要一百二十多万匹。臣不久前在太府寺任职，每年收到的庸绢，最多不超过一百万匹，少的时候只有六七十万匹，和享受封邑之家的需求相比，收入相差甚远。只有立下辅佐君主登基的功勋，才可以分封土地。本朝初年，享受封邑的功臣不过二三十家，如今因为皇帝的恩泽而享受封邑的人却超过了百家；国家的赋税，大半流入了私家门户，私家富足有余，只会助长奢侈之风，官府财力不足，就会招致忧患危机，治理国家的方略，难道能说是妥当的吗！封邑的赋税物资，各家都是自己派人去征收，家奴依仗权势，欺凌州县官吏，还多方勒索财物，转而进行贸易牟利，百姓被烦扰逼迫，痛苦不堪。不如统计所有承担赋税的成年男子，让他们将赋税缴纳给太府寺，再让享受封邑的人家到左藏库去领取，这样做对事情更为有利。另外，额外设置的官员数量，是正式官职空缺的好几倍，官署里的办事人员，被繁杂的公务搞得疲惫不堪，国库的储备，也因为供养这些官员而消耗殆尽。还有，刺史、县令这些官职，近年来的任命没有经过仔细挑选，京城的官员犯了罪或者声望低下的，才被派去担任刺史；吏部选拔官员时，年老体弱、连字都写不好的人，才被补授为县令。依靠这样的人治理百姓，怎么能实现教化呢！希望从今以后，凡是要任命三省、两台以及五品以上有声望的官员，都先从刺史、县令中选拔任用，这样天下就能治理好了。”中宗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戊寅日，朝廷任命礼部尚书韦温为太子少保、同中书门下三品，太常卿郑愔为吏部尚书、同平章事。韦温是韦皇后的兄长。
太常博士唐绍认为，武氏的昊陵、顺陵设置了五百户守墓人家，和太宗昭陵的守墓户数相同，梁王武三思、鲁王武崇训墓的守墓户数比亲王墓多了五倍，韦氏褒德庙的卫兵数量比太庙还多，于是上疏请求酌情裁减；中宗没有听从。唐绍是唐临的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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