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纪十九
公元342年
春季正月初一（己未日），发生了日食。
正月初七（乙丑日），朝廷宣布大赦天下。
豫州刺史庾怿送酒给江州刺史王允之，王允之察觉酒中有毒，便先让狗喝了，狗随即死亡，他便秘密将此事上奏给了皇帝。皇帝说：“大舅庾亮已经扰乱过天下，小舅你又想这样做吗！”二月，庾怿饮下毒酒自杀。
三月，朝廷首次将武悼皇后的牌位供奉到晋武帝的宗庙里，让她配享武帝祭祀。
庾翼镇守武昌时，当地多次出现怪异现象，他便想把镇守地迁移到乐乡。征虏长史王述写信给庾冰说：“乐乡距离武昌有一千多里，数万士兵突然迁移，还要修建城墙营垒，官府和百姓都会承受巨大的劳役。此外，江州需要逆江而上数千里，为乐乡的军府供应物资，徭役会增加一倍。况且武昌本是江东镇守防御的中心，不只是抵御长江上游的敌人而已；一旦有紧急情况发生，传递消息、快速驰援都很方便。如果迁移到乐乡，那里地处西部边境，万一长江沿岸发生变故，两地无法相互救援。地方上的重要将领，本就该驻守在要害之地，形成内外呼应的局势，让敌人的觊觎之心不敢萌生。从前秦始皇忌惮‘亡胡’的预言，最终却为刘邦、项羽推翻秦朝创造了条件；周宣王厌恶‘檿弧箕服’的歌谣，反而酿成了褒姒乱周的灾祸。所以通达事理的君子，会坚守正道行事，那些祈福避灾的做法，都不会采用；当前应选择符合治国常理的举措，为国家长远利益考虑。”朝廷大臣讨论后也认为王述的话有理，庾翼于是放弃了迁移的打算。
夏季五月，晋成帝（司马衍）身体不适；六月初五（庚寅日），病情加重。有人伪造尚书府的文书，下令宫门不得让宰相进入，大臣们都惊慌失色。庾冰说：“这一定是假的。”于是派人追查，发现文书果然是伪造的。成帝的两个儿子司马丕、司马弈，当时都还在襁褓之中。庾冰自认为兄弟几人掌权已久，担心皇帝去世后，自己家族与皇室的亲属关系逐渐疏远，被他人离间，便屡次劝说皇帝：“国家面临强敌，应当立年长的君主。”他请求立皇帝的同母弟、琅邪王司马岳为继承人，皇帝同意了。中书令何充说：“父子相传是先王定下的制度，改变这一制度的人，很少有不引发战乱的。从前周武王不把王位传给贤明的弟弟周公，并非不疼爱弟弟，而是为了遵守礼法。如今若是琅邪王继位，年幼的皇子该如何安置！”但庾冰不听。随后，朝廷下诏，立司马岳为皇位继承人，同时让司马弈过继给已故的琅邪哀王，继承琅邪王爵位。六月初七（壬辰日），庾冰、何充与武陵王司马曦、会稽王司马昱、尚书令诸葛恢一同接受皇帝遗诏，辅佐新君。六月初八（癸巳日），晋成帝去世。成帝幼年继位，起初未能亲自处理朝政；等他长大成人后，颇有勤俭的品德。
六月初九（甲午日），琅邪王司马岳登基称帝（即晋康帝），宣布大赦天下。
六月十四（己亥日），朝廷封成帝之子司马丕为琅邪王，司马弈为东海王。
康帝在守丧期间沉默少言，将朝政托付给庾冰和何充。秋季七月初一（丙辰日），朝廷将成帝安葬在兴平陵。康帝步行送葬，到阊阖门后，才换乘素色车子前往陵墓所在地。葬礼结束后，康帝在朝堂召见大臣，庾冰、何充陪坐在旁。康帝说：“我能继承大业，全靠二位的力量。”何充说：“陛下能登基，是庾冰大人的功劳；如果当初听从我的建议（立皇子为继承人），恐怕就见不到如今的太平局面了。”康帝面露惭愧之色。七月初四（己未日），朝廷任命何充为骠骑将军、都督徐州、扬州的晋陵诸军事，兼任徐州刺史，镇守京口，这是为了避开庾氏家族的势力。
冬季十月，前燕王慕容皝将都城迁到龙城，在境内宣布大赦。
建威将军慕容翰对慕容皝说：“宇文部强盛已久，屡次成为我国的祸患。如今逸豆归篡夺王位，部众并不归附他。加上他资质平庸、见识浅薄，手下将帅没有才能，国家没有可靠的防御力量，军队也没有整齐的编制。我曾在宇文部待过很久，熟悉那里的地形；他们虽然表面依附强大的羯人（指后赵），但两地相隔遥远，声势无法呼应，无法获得有效救援；现在如果攻打他们，一定能百战百胜。但高句丽距离我国很近，一直有觊觎我国的野心。他们知道宇文部灭亡后，灾祸就会降临到自己头上，必然会趁虚而入，偷袭我们没有防备的地方。如果留下少量兵力防守，不足以守住国土；留下大量兵力，进攻宇文部的兵力又不够。高句丽是我们的心腹之患，应当先消灭它；看它的实力，一次进攻就能攻克。宇文部是只懂自保的敌人，一定不会远道而来争夺利益。攻克高句丽后，再回头攻打宇文部，就像翻手一样容易。平定这两个国家后，就能占据东海的全部利益，国家富足、兵力强盛，没有后顾之忧，之后就可以图谋中原了。”慕容皝说：“好！”于是决定攻打高句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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