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敏、折御忠、火爷爷三人在张敬引领下来到青石川，果然见大山合围中显现出一个阔达达的马场来。
马场是在大山围拢中的一片大草原上，极目四野；那些活蹦乱跳的颜色各异的马匹便显现眼前。
走在前面的张敬停下脚步把手向前指着对刘敏三人道：“这里就是朝廷的青石川的牧马监，小人听秦监正讲过；马场有军马好几千匹，武装一支骑兵部队戳戳有余！”
刘敏讶异，惊奇大宋王朝还有这么一个驯养战马的地方；心中便就十分激动。
刘敏在后世阅读过历朝历代的史书，强大的汉朝和昌盛的唐朝都是赢在马政上；而宋朝被辽、夏、金、蒙古人屡屡欺负，就是由于战马的不足。
汉朝时期，北方的边患源自匈奴骑兵不停的袭扰；为了彻底清除边患，汉朝自开国皇帝刘邦开始就展开了浩浩荡荡的对匈战争。
可惜战马和骑兵的优劣在战场上是起到很大作用的。
“白登之围”就是这样造成的，刘邦差点在匈奴的围困中丢了小命；多亏陈平施展小计才使刘邦脱离险境。
为了一血前仇，汉朝开始了养精蓄锐、休养生息，尤其在马政上大做文章。
战马是一种战略资源，为了丰富这种战略资源汉朝朝廷开始了雄伟壮观、气势磅礴的马政。
除了朝廷设立专门的马政管理机构——太仆寺，而且朝廷还鼓励民间养马。
而且用高价钱收购民间的优质马匹，有了丰富的群众基础才有后来300多年的汉匈战争；汉兵胯下总有源源不断的坐骑供应。
西汉初年除大力养马又发展了马甲、马鞍、马蹬，使骑手能腾出双手擎拿兵器斩杀敌人；还能得到护甲、头盔的保护。
汉朝的社会上层崇尚骑射之风，从皇家上林苑伴驾至民间聚会；豪门子弟都以驱骏马竞风头为荣。
汉武帝依仗这一实力于公元前133年对匈奴开战，经汉室几代征战至公元前36年汉军攻陷郅支单于城，匈奴一部投降一部远迁；对长城以南农耕文明的致命威胁至此消除。
汉匈战争期间，汉军骑兵在速度、冲击力、载动力和骑术方面都不逊于对手，数量还多于匈奴，从而改变了此前以步对骑、以慢应快的被动局面。
汉军拥有庞大的骑兵集团，又能通过历来步兵难以逾越的长城外数百公里缺水地带，一再向漠北草原出击；就此有了寓防于攻的主动地位。
公元前119年武帝下令实施的最大一次出击动用骑兵14万，步兵和运输人员数十万，还有运输马10万匹。
此役一度占领匈奴生息中心区，迫其逃向贝加尔湖一带逃窜，但汉军也因染疫和征战死兵数万、亡马10万匹而付出了惨重代价。
武帝晚年派李陵北进时只能给5000步卒，结果遭匈奴骑兵追攻覆没；证明马匹经久战消耗巨大，汉军不得不停顿攻势以恢复经济并补充马匹。
为取得汗血马改良马种，武帝还不惜派兵千里远征大宛，马政已成为当时头等战略产业。
汉朝经百年持久消耗战终于击败匈奴，也是优势经济实力支撑的马业胜利。
但随着汉朝经济的不断发展，自由封建小农经济也逐步发展成为地方豪强垄断经济。
因此民间的马匹喂养，也逐步的集中到了地方豪强手中。
汉朝初期由于中央的权威、地方豪强的势弱，中央尚且能够有效控制地方豪强的恶性发展。
由于后期的攻守易转，地方豪强的不断强势；也为三国前期的地方诸侯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地方豪强视马匹是极其重要的战略资源，当然不能放弃喂养。
所以无论是曹魏征乌桓、蜀汉征南蛮、东吴征百越，军马资源的后备力量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隋末李渊晋阳起兵时，李氏父子仅有兵士3万，战马千匹，尽管在以后的征战中唐朝步兵规模越来越大，可是骑兵仍然很少，武德二年，全唐总计有战马三万六千七百匹，可见唐初国内战马的缺乏。
直至武德三年，一位影响唐朝马政的关键人物降唐，这个人就是张万岁。
张万岁陇右人，对养马有自己独特的方法和管理体制。
在张万岁任职期间，唐朝全国牧马迅速增长，河陇地区地丰物旷加之重要的战略地位，牧马大量地被徙来，这为河陇地区马牧业的兴旺提供了马匹基数。
经过张万岁多年的努力，到贞观三年李靖征突厥时，唐朝战马已经不输于突厥战马。
张万岁的陇西牧马场不仅为唐军提供了十余万的良马，而且马场栏中尚存十余万匹。
经过持续40年的发展，唐朝战马数量从唐初的五千匹发展到七十万六千匹，而且战马质量得到空前的提高，这也是贞观年间对外用兵每战必捷的重要原因。
贞观八年，张万岁去世，由其弟子韦盘提、斛斯正管理陇西牧马场，二人忠实的继承了张万岁的衣钵，使唐朝马政能够继续兴旺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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