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这话，宋君偃不由得大笑了起来，拍手叫好道：“哈哈哈哈，好！善！照太师你这么说，寡人的确应为王者。”
孟轲又作揖道：“君上，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臣没有告诉你。”
“请说。”
“我们宋国承袭前朝之殷商，厚德载运，源远流长，商为前朝，商人是宋人的祖先，宋人与商人一样都是天命玄鸟的子孙！但是宋国现在名义上受制于周朝，宋国还是周天子册封的公爵的话，这是名不正言不顺的，宋人也会感到低人一等，而毫无民族自豪感。”
孟子高声道：“难道君上不想光复祖先之伟业，威服四方，将自己的光辉散播到华夏的每一个角落吗？昔日之商朝，远比今日之周朝要强大得多。即便是周朝取而代之，对于当时天下的各个封国，亦没有商朝那么强大的掌控力！”
“君上，现在正是你恢复先祖成汤、武丁之伟业的大好时机啊，称王便是第一步，亦是最为重要的一步！”
宋君偃点头称善。
孟子说的没错，王，是周人对国君的称呼。
这里面昭示着这样一个事实：周人从未达到商人那样的强力统治。
周人灭商，是纠集所谓的“八百诸侯”的共同行为。
而这些诸侯，按清人许宗彦的说法，“乃二代所建，至于纣时，其地之广狭，固未必仍其初封，文武抚而有之，要与之相安而已，岂得尽易其疆界哉？（许宗彦：《周礼记》。”
说穿了，这些夏、商两代所封的诸侯只是同盟军，而非蕃属，对于周王室的认同和忠心是有限的，周王室对其的控制力和约束力也是有限的，文王、武王只是和他们相安无事，根本指挥不动。
因此，终西周一朝，与这些诸侯的战争贯穿始终，并最终灭于诸侯。而周人本身，虽是诸侯中武力强盛的，却与煌煌大商相差甚远。
所以，在未灭商之前，称之为“天邑商”、“天裔商”、“大邑商”，而灭商之后，亦称之为“大邦殷”、“大国”，而自称“小邦”。
周武王灭商后，因殷人众多，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而彻夜难眠（《尚书》）。周武王英年早逝，除战争创伤外，恐怕这忧心忡忡、苦闷烦躁亦是重要原因吧。
因此，周人不可能、也没能力把自己的祖先捧为天下共尊的上帝。
再者，商王朝神权、王权的激烈的党争，亦使人对商王朝的祖宗一元神宗教的“神道设教”作用和效能不无怀疑。周人既不能、亦不肯重创此类宗教，故而只能居诸侯之王的位置，而不能称帝。
周王称为天子，是后世的事，至少在西周尚无此类证据。周王朝自大王亶父、王季历、文王昌、武王发所延续下来的称王的习惯，被其不自觉地用到了帝辛的身上，因而才出现商纣王、帝纣这些滑稽的称谓。
帝辛和商纣王，是同一个人，都是商王朝末代君主的称号。一个人有两种称号，在中国历史上唯此一例。
这两个称号之间差别是巨大的，对不同的人群来说具有不同的含义。
帝辛，是商族人，或者说是商帝国的人称呼自己的国君的叫法。因为国王的名字就叫辛。按照现已发现的甲骨和史书的资料来看，商王朝的帝王的名字，一直是以天干命名的。
而商帝国的人在称呼君主时，便是在名字前加一个帝字，如帝祖甲、帝文丁、帝太丁、帝武丁等等。
商人之所以将自己的君主称为帝，而不是像夏王朝一样称为后，这是和商王朝的祖宗一元神教有关。
在商汤灭夏，建立商帝国之后，集王权、神权于一身，既是君主，又是祭司，在灭夏之时，按《尚书》的说法，是打着天命的大旗的。
天命为什么在商汤一边，解释起来有些费力。
因而自商汤起，经不懈努力，终将原始的多神教改造成祖宗一元神宗教。
商人尊自己的祖先帝俊——据现代人考证，即帝喾，即儒家所称道的虞舜。
由于祖先是上帝，主管一切神灵，因而护佑商人便顺理成章。而且，历代商王死后，都要回到祖先身旁，“在帝左右”，成为沟通人间和上帝的桥梁和纽带。
因此，后代会象尊敬祖先一样，将逝去的先王亦称为帝。既然死后为神为帝，因此在人间的称为便是帝××。（胡厚宣、胡振宇：《殷商史·殷王称号》）
商纣王，或殷纣王，则是周人侮辱、蔑视性的称呼。
商，是国名，是提醒人们，这是前朝的，被我们灭掉的。
殷，则是地名，与日本鬼子称东北为满州一样，中国人称日本为倭一样。
如果说这还只是冠以蔑视性指代的话，那么，纣则是侮辱性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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