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临时谅解备忘录》带来的喘息期，如同暴风雨来临前短暂的宁静。帝国上下并未松懈，军工生产加速，海军训练愈发刻苦，外交官们则在为即将到来的西贡谈判做着紧锣密鼓的准备。然而，在江辰的宏大棋盘上，除了硬实力的较量和外交辞令的博弈，另一条更为隐秘、影响也更为深远的战线，也悄然拉开了序幕——文化输出。
养心殿的深夜，烛火摇曳。江辰没有审视军事地图或财政报表，而是伏案审阅着一份由礼部会同新成立的“文明互鉴司”提交的、名为《海外教化与形象重塑纲要》的密折。折子里的词句，不再是传统的“天朝上国”、“怀柔远人”，而是充满了冷静乃至精明的战略算计：
“……西人恃其船坚炮利，视我为野蛮落后。然其民众，多受其政府与报纸蒙蔽，对我朝真实情形，误解极深。此等偏见，非仅凭武力或条约所能消除……当效仿古之丝绸之路，以文化为先锋，以教化代刀兵，潜移默化，扭转其观感，使其知我华夏文明之博大精深，制度文物之灿烂辉煌……进而削弱其民众对我之敌意，软化其政府对我之强硬立场，亦可吸引其国中有识之士，为我所用……”
江辰的指尖在这段文字上轻轻敲击着，眼中闪烁着深邃的光芒。他来自现代，太清楚“软实力”的重要性。枪炮可以征服土地，但唯有文化，能征服人心。尤其是在帝国硬实力尚与西洋列强存在差距的当下，文化输出，更像是一把杀人于无形的软刀子，或是一剂长期见效的温补之药。
“孔子学院……”江辰喃喃自语，这个来自未来的概念，在他脑海中与当前的策略完美融合，但需要一番精心的“改头换面”。直接打出孔子的名号，在西洋人看来或许过于宗教化或意识形态化，容易引起警惕。需要一个更中性、更具吸引力的外壳。
很快，旨意下达：“文明互鉴司”全力运作，启动“启明计划”。该计划的核心，便是在与帝国已有初步贸易或外交关系的西洋国家及其殖民地，尝试建立非官方的“文化交流中心”，名称暂定为 “东方书院” 或 “华夏学社” 。
首批试点，选在了三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点：正在与帝国进行技术合作的法兰西首都巴黎；帝国商船往来日益频繁的埃及港口亚历山大港；以及，帝国侨民聚集、且为即将到来的西贡谈判举办地的法属印度支那首府——西贡。
使命落在了一位名叫文景明的中年官员身上。他并非传统的礼部儒臣，而是早年曾随商船游历过南洋、略通法兰西语、对西洋风俗有所了解的开明之士。他被秘密授予“文明宣导使”的头衔，带领一个精干的团队，成员包括一位饱读诗书但不好迂腐的老翰林、一位擅长绘画和书法的宫廷画师、一位精通针灸和草药的中医，以及几位年轻聪慧、正在学习西洋语言的学子。
他们的任务，不是去宣扬天朝威严，而是去“交朋友”。
巴黎塞纳河左岸，一家原本经营不善的书店，悄然更换了招牌，挂上了“华夏学社”的匾额，旁边配以法文注释。开业之初，门庭冷落。文景明并不气馁，他首先通过法兰东王国学院的关系，举办了一场小型的“中国艺术品鉴会”，展出了精美的瓷器、丝绸和山水画。邀请的客人，主要是对东方感兴趣的学者、艺术家和贵族。
老翰林负责讲解中国书画中蕴含的哲学意境，画师则现场演示水墨丹青的神奇。那些看惯了油画浓郁色彩的西洋人，被这种留白写意、气韵生动的艺术形式深深吸引。接着，中医师为几位备受慢性疾病困扰的贵族进行了诊断和针灸治疗，其立竿见影的效果引起了小小的轰动。
学社逐渐有了人气。文景明又适时地开设了初级中文课程，教授简单的问候语和汉字，教材摒弃了深奥的四书五经，而是选用了一些优美的唐诗宋词和有趣的民间故事。他们不谈论政治，不鼓吹制度，只展示文化的美好与智慧。
在西贡，策略则有所不同。这里的“东方书院”直接设在了华侨社区附近，但面向所有人开放。除了中文教学和文化展示，书院还增设了实用的技能培训，如茶叶品鉴、丝绸辨别、甚至基础算学和应用几何，吸引了不少本地商人乃至法国殖民官员的子女前来学习。书院俨然成了一个文化沙龙，无形中提升了华侨的地位，也向殖民者展示了中华文明并非他们想象中的那般愚昧落后。
然而，文化的渗透并非一帆风顺。
在亚历山大港，“东方书院”的建立引起了当地保守的宗教势力的警惕和抵制。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向书院投掷石块，散布谣言，称这是“异教徒的蛊惑之地”。甚至有人向奥斯曼帝国的地方官员告状，要求关闭书院。
面对阻力，文景明指示当地负责人，绝不硬碰硬。他们转而加强与当地开明商人和学者的联谊，举办中西音乐交流会，邀请当地贵族体验中国茶道，巧妙地化解敌意。同时，他们通过教授中文，帮助一些当地商人更好地与来自东方的商船进行贸易，赢得了实际利益集团的支持。阻力在潜移默化中渐渐消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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