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下了一夜，早晨的上海银装素裹。顾魏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康复中心，鞋面和裤脚都沾满了雪水。
早会刚开完，北京的电话就来了。是部里科研司的同志，通知联合研究启动会改期了。
“提前到下周三，顾医生您要周一就到北京。”
“这么急？”
“苏联专家行程有变，只能压缩时间。”
挂了电话，顾魏立即调整工作计划。原定下周的几台手术要改期，门诊也要重新排班。
“小林，我不在这周，你负责日常治疗。”
“顾医生放心。”
下午，顾魏开始准备会议材料。联合研究涉及很多细节：数据标准、伦理审查、成果分享...每项都要仔细斟酌。
他给各参与单位发了加急信，收集大家对合作方案的意见。回信需要时间，但会议不等人。
晚上在宿舍整理行李时，魏若来打来电话。
“改期的事知道了？”
“刚接到通知。”
“这次会议很重要，苏联方面来了个副部长级的人物。”
顾魏手上动作顿了顿：“压力不小。”
“正常准备就行。”魏若来说，“你的研究有基础，不用虚。”
话虽这么说，顾魏还是把材料又检查了一遍。直到深夜才睡。
第二天到康复中心，发现孙指导员已经在等他。
“顾医生，这次去北京，还有个任务。”孙指导员递过一份文件，“部里希望你在会上提一下培训班的事，看看有没有国际合作的可能。”
顾魏接过文件：“我尽力。”
“不是尽力，是一定要提。”孙指导员难得严肃，“这是政治任务。”
顾魏点点头，把文件收好。上午门诊时，他脑子里还在想怎么自然地把培训班的事融入汇报。
中午，南京医院的回信到了。他们对联合研究很支持，但提醒要注意数据安全。
“苏联人虽然现在是同志加兄弟，但该保密的还是要保密。”
这个提醒很实际。顾魏在笔记上记下。
接下来的几天，顾魏忙得脚不沾地。既要安排离开期间的工作，又要完善汇报材料，还要准备可能的各种提问。
出发前夜，雪又下了起来。顾魏最后一次检查行李，确保所有材料都带齐了。
周一清晨，火车站月台上积着薄雪。顾魏提着行李箱上车，找到自己的铺位。
火车开动后，他拿出材料继续准备。这次会议不同往常，不能有任何疏漏。
傍晚抵达北京时，天已经黑了。部里安排的车直接把他送到招待所。房间里有份会议手册，厚厚的一本。
顾魏快速浏览了一遍。会议安排得很满，光是讨论议程就有半天时间。
第二天一早，他到部里报到。会场已经布置好，中苏联两国国旗摆在主席台两侧。
魏若来也在，正和几个干部说话。看到顾魏，他走过来。
“材料都带了？”
“带了。”
“苏联专家下午到，晚上有个欢迎宴会。”
顾魏点点头。他不太擅长这种场合，但避不开。
下午的预备会上，中方团队先碰头。除了顾魏，还有来自北京、武汉的几位专家。
“这次合作，我们要掌握主动权。”主持会议的司长强调，“技术可以交流，但核心数据要控制好。”
大家都表示同意。会议讨论了分工，顾魏负责临床研究部分的汇报。
晚上宴会设在友谊宾馆。顾魏换上中山装，提前十分钟到场。
苏联专家团七点准时到达。除了上次来上海的伊万诺夫教授，还有几位新面孔。其中一位头发全白的老者，介绍是苏联医学科学院院士。
宴会气氛很正式。顾魏被安排和彼得罗娃医生同桌，两人用简单的英语加手势交流。
“你们的患者，药物依从性怎么样？”彼得罗娃问。
“有些患者担心副作用，更愿意接受心理治疗。”
“俄罗斯也一样。”彼得罗娃点头，“文化因素很重要。”
宴会进行到一半，那位老院士通过翻译找到顾魏。
“顾医生，我看过你发表的论文，关于创伤记忆的处理很有创意。”
“谢谢。我们还在探索阶段。”
“科学就是在探索中前进。”老院士说，“希望这次合作能产出有价值的成果。”
顾魏郑重表示赞同。宴会结束后，他回到招待所，仔细回味今天的交流。
第二天正式会议开始。会场坐满了人，翻译戴着耳机，随时准备。
顾魏的汇报安排在上午十点。他走上讲台时，看到下面坐着的不仅有中苏专家，还有好几位部领导。
汇报很顺利。当他展示治疗数据时，苏联专家频频点头。
提问环节，伊万诺夫教授问：“你们对长期随访有什么计划？”
“我们正在建立患者数据库，计划进行五年随访。”
“很好。”教授说，“在莫斯科，我们最长随访了十年。”
下午讨论合作细节时，出现了分歧。苏联方面希望共享所有原始数据，中方则建议先共享分析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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