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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第二节物理课后，陶然上台咕隆了下，不知道说了个什么事，后来问其他人才知道他说第三节课后打扫校园的劳动安排了我们组。那么大的清扫范围，只我们一个组。第三节课下课后，我们组的人就拿着工具去清洁区打扫了，直到第四节课打上课铃都没看见其他班的人去劳动。
第四节是老刘的语文课，他看着一个组的人都不在教室，被告知去打扫卫生了，就到清洁区来找人。扫帚不够人手一把，我们原计划男生们先扫，剩下的扫到一起了，女生负责倒垃圾。卢小芳看见老刘朝我们走来，怕老刘说我们站在这既没上课又没干活，就说：“我们去换他们吧，我们来扫。”然后赶紧拉着孔东霞到扫地的男生那边去了，我免得单独面对老刘，也只好跟了过去。老刘尾随我们到打扫集中的人群里，问怎么不去上课，得知劳动是教务处安排的，他便什么也没说，独自回了教室。
我们的清洁区有一部分是樟树林，树叶特别多，快扫完时已经正中午了，毒辣辣的日头晒着，没多少树荫可躲。看着堆积如山的树叶，照例还是垃圾筐不够用，要去找隔壁班借。环顾四周没看到陶然的影子，想早弄完早休息，我就去十二班借了几个筐，回到清洁区正碰到从十班借筐回来的陶然。
如火的日头烤得人都蔫了，每做多一个动作，多说一句话都是在浪费身体的水分。按垃圾筐的个数分了几个组，各自分工把垃圾和树叶往垃圾筐里抱，然后拿到堆场去倒。大堆的叶子倒得差不多了，剩下的碎渣子要用扫帚扫，而扫帚和簸箕都在女生手里。这时我看看周围，不见一个女生，也没看到留下的扫帚。跑到教室，看到她们一个个端坐“太师椅”，脸不红，汗不淌，我气就不打一处来，冲她们喊：“你们怎么都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也不把工具留下呢？”
“你不知道吗？不是他们开始拿着工具不干活，我们女生才拿过来干的吗？”邓慧兰说。
“那你说，现在他们手上连工具都没有，要他们怎么干？”我反问。
“管他们呢，你不是‘好心’在帮他们干吗？”卢小芳说。这阴阳怪气地，听着真让人难受，可我又不好怼回去，因为我知道一旦开始，后面她们会说出怎样不堪入耳的流言蜚语。作为女生，面对男女生间的矛盾，还是站在女生这边保险。于是，我违心地收拾了书包，回去休息，没去给清洁区的人送工具。
下午，我问陶然：“筐还给十二班了吗？”毕竟我找别人班借的，有责任要跟踪了解下筐的下落。“没有，垃圾还没装完。中午弄得太累了，让另一个组下午下课了再去弄。”他回答。我简直无语了，我走的时候已经没多少了，他们中午就那么把东西晾那不管了？！既不怕工具丢了，也不怕早上扫好的垃圾被吹散白扫了？！晚自习前，我又问他，他反而火了，说：“他们都不听我的，都不干！”
我也火了，说：“不干，你自己就带头干啊，他们也许是看你都不干，才不乐意干的！”
没想到卢小芳四两拨千斤地来了句：“自己搞劳动的劳动委员不是好劳动委员。”陶然得意地附和。我气急了，几乎喊了起来：“自己不搞劳动的劳动委员更不是好劳动委员！”
我真真的是看错人了，当初我是怎么把卢小芳当作一个朴实、善良的好女孩，和她推心置腹的？！当初我是怎么和陶然做上知心朋友的？！可现在怎么看都觉得别扭而丑恶呢？也许在他们眼里，我也是丑恶而扭曲、矫情而虚伪的吧，或者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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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8月29日……星期日……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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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暑假期间的上课，让住读生们回家休整几天，带上些秋天的衣服再回来开始高二的正式课程。我在家写完作业正闲极无聊，听说姥姥要开始准备制作辣酱了，就赶紧跑过去凑热闹。
姥姥是民国期间生人，家里原是开中药铺的医生，家境还不错，有几个兄弟姐妹。据说，她上过几年小学，因为日本人的侵略，生活动荡，学业被迫中止，后来嫁人生子，就再也没上过学。姥姥管动乱的那个时期叫“逃日本人难”。在跟姥姥同龄的一批老太太里，姥姥是少有的完全没裹过脚的“天足”，曾上过三四年的学，也让她成为她们里说话有分量的“文化人”。
几十年过去了，酱油、辣椒酱早已成为随买随用的日用品，但姥姥还是保持原来的习惯，每年夏天都要制酱。做好够一年用的黄豆瓣辣椒酱和一些剁椒酱，然后开启前一年制作的封存了一年的辣椒酱，以供今年使用。辣椒酱的开封仪式很简单，但又似乎很神圣，每次都由姥姥亲自、缓慢地拿下荷叶坛子和酱缸上用层层报纸包裹的砖头，然后慢慢打开扣在荷叶坛子和酱缸上的盖子，揭开一层又一层用皮筋箍住的塑料膜，一阵浓郁的酱香扑鼻，顿时，满屋子就都是酱香味的了。姥姥用大勺子把酱舀到再三清洗、擦拭、晾干的瓶瓶罐罐里，再分给我们家和舅舅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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