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舟教授一直沉默着，这时突然说：“把卡2的号码复原。既然危暐特意留下线索，说明这个号码里有他想要传递但不敢直接说的信息。”
马文平尝试从手机芯片中恢复已删除的SIM卡信息。一小时后，一个完整的号码被复原：+95 9XXXXXXXX（缅甸号码）。
“查这个号码的通话记录和短信记录，”张帅帅说，“需要运营商配合，我联系国际合作部门。”
“不用，”马强开口了，这位老刑警的声音很低沉，“这个号码……我见过。”
所有人都看向他。
马强从自己的旧公文包里翻出一本泛黄的案件记录本，翻到某一页：“2020年7月，我们破获一起跨境诈骗案，主犯的手机通讯录里有一个标记为‘技术顾问’的号码，就是这个。当时以为是诈骗团伙内部的技术支持，没深挖。”
“案件细节呢？”陶成文问。
“那是个专门针对中国境内专业人士的‘高薪招聘’诈骗，”马强说，“手法很特别：不是广撒网，是精准定位——通过社交媒体和职业网站找到目标人物的社交圈，冒充目标人物的朋友、同事、老师，以‘内推’‘合作项目’‘紧急求助’等名义，诱骗目标出境。”
鲍玉佳脑中有什么东西连起来了：“所以这些冒充我们发给危暐的短信……不是发给危暐看的？”
“是样本，”曹荣荣脱口而出，“诈骗犯需要模仿真实人物的语气、关系、对话内容，才能让骗局更逼真。他们截取这些短信作为‘话术模板’，用来骗下一个人。”
“但为什么用我们的名义？”孙鹏飞问，“而且恰好是我们这些人——都是后来成为回声网络核心成员的人。”
程俊杰已经在交叉比对数据：“我查了一下这个号码的活跃时间：2020年3月至6月，正是危暐在园区的时间段。而这个号码拨出的电话，有十七通是打向中国福州地区的，其中七个号码……”
他抬起头，眼神复杂：“分别是鲍玉佳、张帅帅、曹荣荣、孙鹏飞、沈舟教授、付书云和陶成文在2020年使用的手机号。”
院子里再次陷入寂静，但这次的寂静里多了某种逐渐清晰的恐怖。
“所以，”张帅帅一字一句地说，“2020年5月到6月，危暐在KK园区里，被迫用这个号码，冒充他自己，给他最熟悉的一群人——也就是我们现在在场的这些人——打电话，试图把我们骗到缅甸？”
林淑珍手里的茶杯掉在地上，碎了。
（二）记忆黑洞：那些被忽略的“陌生来电”
“我确实接到过一个奇怪的电话，”鲍玉佳第一个回忆起来，“2020年5月20日左右，晚上九点多。号码显示是缅甸，接起来对方说是危暐，声音很像，但有点沙哑。”
“他说什么？”
“说他正在缅甸做一个区块链项目，遇到技术难题，急需一个懂心理分析又能写代码的人合作，问我有没有兴趣飞过去一趟，费用全包，报酬很高。”鲍玉佳皱眉，“我当时很疑惑，因为危暐知道我对区块链不感兴趣，而且他从不称呼我‘鲍老师’，都是直呼名字。”
“你怎么回的？”
“我说考虑一下，问他要项目资料。他说晚点发我邮箱，但资料一直没来。三天后我又打那个号码，已经停机了。我当时以为是诈骗电话，但声音太像危暐，我还特意联系他母亲问情况，林阿姨说他在国外工作，联系不上。”
张帅帅也想起来了：“我是5月25日接到的。对方说是危暐，在缅甸做网络安全项目，说当地警方需要中国专家协助调查一个诈骗案，问我能不能以‘技术顾问’身份过去，为期两周。我说要走正规外事程序，他说可以，会给我发邀请函——当然，也没发。”
曹荣荣的遭遇略有不同：“我接到的是‘求助’电话。对方说他是危暐，在缅甸采访诈骗园区时被当地势力扣留，需要一笔‘保证金’才能脱身，让我转三万到他指定的账户。我说我要核实，他说‘曹记者，你当年欠我一个人情’——这确实是我和危暐之间的梗，2019年他帮我做技术分析，我说欠他一次。”
“你转钱了吗？”
“没有。我说我要听到他现场说一句只有我们俩知道的话——我们曾经开玩笑说如果被绑架怎么确认是本人。对方沉默了十秒，挂断了。”
孙鹏飞、付书云、陶成文的经历大同小异：高薪合作、紧急求助、技术支援，都是利用他们对危暐的信任和专业背景量身定制的骗局。
只有沈舟教授接到的是另一类电话：“对方说他是危暐，在缅甸收集到了诈骗集团的一手资料，但设备损坏，需要我过去帮忙做现场分析。他说‘这是您一直想要的核心数据’。我说我身体不好，去不了。他说可以派‘专人’来接我，保证安全。我说考虑考虑，挂了电话后立即联系了我在缅甸的学术联系人，对方说没听过这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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