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能在六个月内建立稳定通信,会按约定传输加密数据包。如果我失联超过三个月,请将我留下的U盘交给警方,密码是您书房那套《全球通史》第一卷第七十四页第七个单词。
这个选择与任何人无关,是我自己的决定。有些黑暗,需要有人进去才能知道光该怎么照进去。
学生 危暐”
会议室一片死寂。
“沈教授?”陶成文重复道,“哪个沈教授?”
孙鹏飞调出资料库:“沈舟,社会学教授,专攻犯罪社会学和地下经济研究。2018年出版《数字时代的黑市:东南亚诈骗产业生态调查》,基于二手资料和外围访谈,当时就指出传统调查方法无法触及核心。他在书中提出了‘风险性沉浸研究’的伦理讨论——但只是理论探讨,没有实际操作建议。”
“但危暐把理论变成了实践。”程俊杰的声音有些发颤,“他是在做田野调查?用命去做?”
鲍玉佳突然站起来:“等等,这封邮件没有发送。为什么?”
“因为沈教授在2020年1月3日突发脑溢血住院,”曹荣荣说,“昏迷了一周。危暐可能是联系不上他,或者……改变了主意。”
张帅帅站起来踱步:“所以可能的真相是:危暐母亲生病需要钱,他接受了可疑的高薪工作;但同时,他受到沈教授研究的启发,想以自身为媒介深入诈骗园区获取第一手数据;他做了准备,但知道风险极高;最后他还是去了——既是为了钱,也是为了某种……研究?或者说,某种更复杂的动机?”
“我们需要找到沈教授,”陶成文说,“现在。”
(三)病房里的证言:一场未被批准的“自杀式研究”
清晨六点,沈舟教授的病房。
老人半靠在床上,七十五岁的年龄让那次脑溢血留下了明显的后遗症——左手轻微颤抖,说话速度缓慢,但思维依然清晰。当听到“危暐”这个名字时,他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
“那孩子……还是去了。”沈舟的声音沙哑。
陶成文和鲍玉佳坐在病床前,曹荣荣在角落记录。窗外,福州的天刚蒙蒙亮。
“2019年秋天,危暐来听过我的讲座,”沈舟慢慢回忆,“讲座后他找到我,说读过我的书,问了一个问题:‘如果没有人能进入那些诈骗园区内部,您的理论不就永远无法验证吗?’”
“我说,学术伦理和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他沉默了。”
“一个月后,他又来我办公室,这次带着一份详细的计划书——标题是《高风险环境中的沉浸式数据采集:技术方案与应急协议》。他提出利用微型设备、隐蔽通信和预设触发机制,在保证(相对)安全的前提下,进入诈骗园区收集第一手数据。”
鲍玉佳问:“您同意了?”
“当然没有!”沈舟激动起来,左手颤抖得更明显,“我严厉批评了他,说这是自杀行为,学术研究不值得用命去换。我甚至威胁要告诉他的导师和家人。”
“但他还是做了。”陶成文轻声说。
沈舟闭上眼睛,良久才睁开:“我住院前一天,他最后一次来找我。他说:‘沈教授,我不是为了学术发表。我母亲需要钱治病,我可能不得不接受一份可疑的工作。但如果我注定要去那个地方,至少让我带点东西出来——不是为了一篇论文,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里面到底在发生什么。’”
“我说:‘你会死的。’”
“他说:‘我知道。但如果我的死能换回足够重要的数据,能阻止更多人被骗进去,能……让光透进去一点,那可能值得。’”
病房里安静下来,只有监护设备的规律声响。
“我那天太生气,血压升高,”沈舟苦笑,“第二天就倒下了。醒来时,他已经走了。我让家人联系他,联系不上。我知道……他去了。”
鲍玉佳将那份未发送的邮件草稿给沈舟看。老人看了很久,手指抚摸屏幕上的文字,终于落泪。
“这封信……他写得这么平静,好像只是去出差。”沈舟哽咽,“但我教过的所有学生里,他是唯一一个真正理解了‘学者的责任’可能意味着什么的人——不是发表文章,不是获取职称,是冒着风险去寻找真相,哪怕真相藏在深渊里。”
“但他隐瞒了您的参与,”陶成文说,“邮件里说‘这个选择与任何人无关’。”
“他在保护我,”沈舟说,“如果计划暴露,如果出事,他要确保我不会被牵连。这孩子……到最后都在为别人着想。”
离开病房时,沈舟叫住他们:“如果你们要写他的故事,请写清楚:危暐不是英雄主义的冒险者,也不是被贫困逼迫的受害者。他是一个在极端困境中,试图把自己的悲剧转化为某种意义的人。这种转化很残酷,但……很人类。”
(四)张帅帅的重查:那笔六十万汇款背后的影子
回程车上,张帅帅打来电话,声音严肃:“关于那笔六十万汇款,有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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