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方回复：“10 AM, I will pick you up. Rest well. Remember, this is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your mother.”（上午10点，我来接你。好好休息。记住，这对你母亲是个好机会。）
程俊杰追踪那个泰国号码：“注册人是曼谷一家旅行社的职员，但该职员说他的身份证曾遗失，怀疑被冒用。号码在2019年4月10日停机，正是危暐进入KK园区的两天后。”
梁露比对危暐的信用卡记录：“4月3日，危暐在曼谷素坤逸路的一家三星级酒店刷卡支付了一晚房费。4月4日没有支付记录——可能由他人支付，或换了住处。”
孙鹏飞和沈舟找到了那家酒店。七年过去了，前台已换了几轮，但经理电脑里还保留着当年的入住记录。
“2019年4月3日，一位中国籍男子入住，姓名Wei Wei，护照号码核对一致。”沈舟将记录拍照传回，“监控录像只保留三个月，早就没了。但经理记得一个细节——这位客人入住时很焦虑，不停地看手机，还向前台询问‘附近有没有医院或医疗中心’。”
孙鹏飞追问：“他是一个人吗？”
“登记是一个人，但经理说，当晚8点左右，他看到这位客人和一个中年男人在酒店大堂聊天，后来一起出去了。”经理努力回忆，“那个中年男人会说中文，穿着像商务人士，戴金丝眼镜，很斯文的样子。”
曹荣荣听到这个描述，立即调出医疗中介陈永明的照片——工商档案里有一张模糊的证件照。孙鹏飞将照片给经理看。
“有点像，但不太确定。七年了，记忆模糊了。”经理摇头。
鲍玉佳分析：“如果陈永明亲自飞到曼谷接应，说明这不是普通的医疗诈骗，而是有预谋的‘人才诱骗’。危暐母亲的病情可能被当成控制他的杠杆。”
陶成文在出租屋里找到了佐证。在危暐的书桌抽屉最底层，有一张折叠起来的宣传单，标题是“东南亚数字医疗创业计划”，副标题“高薪诚聘AI算法工程师，提供家人医疗福利”。
宣传单设计精美，印着新加坡、曼谷、仰光三地的办公室照片，公司名称是“亚洲数字健康科技公司”。陶成文用手机扫描宣传单上的二维码——早已失效。但他在宣传单背面发现一行手写小字，是危暐的笔迹：
“陈说月薪五万美金，可安排妈妈去新加坡治疗。风险大，但妈妈等不起了。陶老师会失望吧。对不起。”
日期是2019年3月28日。
“也就是说，在出发前五天，危暐已经知道要去的是‘东南亚’，可能包括缅甸。”曹荣荣分析，“但他未必知道具体是KK园区。宣传单上写的是‘仰光办公室’，而KK园区在缅北掸邦，距离仰光八百公里。”
魏超调出当年KK园区的招聘资料：“他们确实用‘仰光高科技园区’作为幌子，等应聘者到了泰国或缅甸，再以‘总部培训’‘临时调动’等理由，把人骗到缅北。”
“关键是4月4日到4月7日这四天。”张帅帅在地图上画圈，“危暐4月3日在曼谷酒店，4月8日出现在KK园区。中间四天，他去了哪里？见了谁？经历了什么才会‘自愿’进入诈骗园区？”
林奉超从缅甸警方获得一条线索：2019年4月6日，缅甸大其力口岸的入境记录显示，危暐与另外三名中国籍男子同时入境，四人持有的都是旅游签证，但接待方是“大其力科技文化交流协会”——这个协会后来被查明是KK园区的外围组织。
“另外三人是谁？”马强问。
“名字都是假的，护照信息后来被证实伪造。”林奉超说，“但口岸监控拍到了四人同框的照片。”
照片传回。画面中，危暐穿着浅蓝色衬衫和牛仔裤，背着一个黑色双肩包，表情紧张但不惊恐。他身旁是三个年龄相仿的男子，其中一人正笑着拍他的肩膀，看似在安慰他。接待方是一个穿花衬衫的当地男人，手持“大其力科技文化交流协会”的牌子。
曹荣荣放大危暐的脸：“他的表情是典型的认知失调——笑容勉强，眼神闪烁，身体微侧，是想保持距离的表现。他可能已经感到不对劲，但还在说服自己‘来都来了，看看再说’。”
鲍玉佳观察另外三人：“左边这个穿灰色T恤的男人，姿势很放松，但他的手——看，他右手搭在危暐背包带上，这是一个控制性动作。右边戴帽子的男人虽然笑着，但眼睛没有笑，他在观察危暐的反应。后面那个在看手机，可能在汇报情况。”
“专业诱骗团伙。”魏超判断，“三个人分工明确：一个扮演‘同行者’降低戒心，一个扮演‘开心果’缓解焦虑，一个扮演‘观察者’评估目标状态。接待方是当地衔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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