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重构了KK园区“V组”在处理两类特殊“关系”时的标准操作程序（SOP）。
SOP一：针对产生“非工具性情愫”的话术员与潜在受害者。
在某些长期诈骗案（如“杀猪盘”）中，话术员需要与受害者建立深度情感连接，甚至模拟恋爱关系。危暐的“算法”对此有严格规定。
模拟显示，当监控发现某话术员对特定受害者产生了超出剧本的、真实的同情、好感或内疚时（通过其通讯语气、额外关注、或私下流露的情感），系统不会立即惩罚，而是启动“情感分流与再定向”程序。
首先，“指导员”会与该话术员进行“复盘谈话”，将这种情感重新定义为“职业性移情”或“剧本代入过深”，是“专业技能高超”的表现，但同时强调“需要保持专业距离以确保操作客观性和最终目标达成”。其次，可能会将该受害者后续的“收割”环节移交给另一名话术员，切断原话术员的直接情感卷入。最后，安排该话术员接受额外的“心理脱敏训练”或参与对其他类型目标的诈骗，将其“富余情感能量”引导到其他“合规”方向。
“他在系统性地‘提纯’关系中的工具性成分，剥离或转化其中的真实情感‘杂质’，”程俊杰分析，“目的是维持诈骗机器的效率，防止‘人性误差’干扰‘收割’进程。这与‘镜渊’试图提纯‘连接体验’中的矛盾和代价，在抽象逻辑上如出一辙：都是为了维持一个封闭系统的‘高效’和‘纯粹’，而排斥或转化其中不可控的、复杂的 raw 人性因素。”
SOP二：处理内部成员间的“非正式同盟”或“真实情谊”。
尽管危暐极力压制，但在长期共同承受压力和恐惧的环境中，部分成员之间仍可能产生基于真实 mutual dependence（相互依赖）或 shared suffering（共同苦难）的微弱情谊。这种情谊可能成为潜在的抵抗资源或管理盲区。
模拟中，危暐的应对策略是“有限许可与工具化利用”。他并非完全禁止所有非工作互动（那不可能），而是通过监控掌握这些“小圈子”的动态。对于无害或甚至能促进小组内部“士气”和“协作效率”的，他可能默许甚至暗中鼓励（如允许同一小组分享稍好的食物）。但对于任何可能导向私下抱怨、资源共享以对抗管理、或酝酿反抗的苗头，则会进行果断的介入和分化：或安插眼线，或制造矛盾离间其关系，或将关键成员调离。
“他将 raw 的人际连接视为需要‘管理’的‘风险资产’或‘潜在工具’，”孙鹏飞指出，“允许其在一定控制下存在，以释放压力、维持基本运行，但绝不允许其脱离掌控或发展为对抗性力量。这同样是一种‘提纯’——只保留对系统有利的连接形式（如提高效率的协作），抑制或消除可能威胁系统的连接形式（如基于真实信任的互助或反抗联盟）。”
付书云补充道：“他那一套里，人和人之间，最后就只剩下‘有用’和‘没用’，‘可控’和‘不可控’。什么真心实意，什么患难与共，在他那儿都是需要被‘处理’掉的变量。他觉得那样‘干净’，‘高效’。”
马文平从组织控制角度总结：“危暐的关系算法，核心是将一切人际互动‘去情感化’、‘去复杂化’、‘可预测化’。这与‘镜渊’试图制造的‘纯净连接幻象’在目的上不同（一个为犯罪控制，一个为诱导静寂），但在‘排斥真实人际互动中的 raw 复杂性与代价’这一点上，共享着同一种冰冷的、反人性的逻辑内核。”
（三）“算法”的败笔：那些无法提纯的 raw 瞬间
尽管危暐的“关系算法”力求控制与提纯，但在KK园区那个极端环境的压力锅中，总有一些 raw 的人际瞬间突破了“算法”的过滤网，成为系统内部无法消化的“硬核”。
瞬间一：沉默的共享。
在高度监控下，语言交流充满风险。但 raw 的共情有时无需言语。模拟重构了一个场景：两名话术员在连续高压工作后，被允许在狭窄的“放风区”短暂停留。他们隔着一段距离，没有任何交流，只是同时抬头望向同一片被铁丝网切割的天空，眼神空洞而疲惫。那一刻，虽然无话，但一种 raw 的“共同承受”的感知，在静默中传递。这种共享的沉默本身，就是一种微弱的连接，它不指向任何具体行动，却能在瞬间减轻个体绝对的孤独感。这种 raw 的共在感，是危暐“算法”难以侦测和禁止的。
瞬间二：无意识的庇护。
一位化名“老陈”的底层打手（本身也是被骗来的），在一次例行惩罚一名年轻“猪仔”时，本应用力鞭打，却在落下的瞬间下意识地收了几分力道，并快速使了个眼色让年轻人配合惨叫。这个微小的、几乎出于本能的 raw 庇护动作，没有任何利益计算，可能源于老陈自己也曾为人父，或仅仅是一闪而过的不忍。它未能改变年轻人的处境，却像一粒火星，证明即使在最黑暗的地方， raw 的、非功利的善意本能也并未完全熄灭。这种瞬间的 raw 人性闪光，是“算法”规划外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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