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唠点实在的——唠唠我自个儿，是怎么从一条官家的狗，变成江湖的狼，最后他妈的成了笼子里的困兽，连自己是啥都分不清了。
这故事，得从十年前，宣统皇帝刚退了位，北京城乱哄哄那阵子说起。
那会儿我二十啷当岁，大名冯秋白，听着挺文气是吧？其实是个穿了一身黑皮，在北平警备厅混饭吃的愣头青巡警。
每天拎着根哭丧棒似的警棍，在街面上晃荡，抓抓小偷，赶赶乞丐，最大的出息就是琢磨着怎么从炸酱面摊子、爆肚冯那儿多揩点油水。
日子过得像护城河里的水，浑，但没大风浪。
直到那天，我被叫进了侦缉队队长，我顶头上司胡歪嘴的办公室。
胡歪嘴人如其名，嘴角天生向下耷拉着，看谁都像欠他八百吊钱。
他扔给我一份薄薄的卷宗，又推过来一个鼓囊囊的牛皮纸信封，手指头敲着桌面，梆梆响。
“秋白啊，有个‘好差事’，厅里头掂量来掂量去，就数你机灵，底子干净，模样也周正，不像那些老油子一身匪气。”
他嘴角耷拉得更厉害了，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
“天津卫‘忠义社’，听过吧？势头正猛，缺个有文化的‘白纸扇’。你，去贴上去。不用你打打杀杀，就帮着记记账，写写文书，摸摸底细。三年，最多五年，等咱们把线埋深了，网撒开了，把他们上下一锅端了，你就是头功！这信封里，是你新的身份凭证，还有安家费。从明天起，冯秋白这个人，暂时就‘病故’了。”
我脑子嗡地一声，手心里瞬间冒出了冷汗。
卧底？让我去混帮会？还是天津卫那个据说手眼通天、心狠手辣的忠义社？
我他妈就是个想混口安稳饭吃的小巡警，抓个毛贼都心惊胆战，让我去跟那些杀人不眨眼的袍哥大爷周旋？
“队长，我……我这能耐，怕是不行吧？”我舌头有点打结。
胡歪嘴那耷拉的嘴角猛地一绷，眼神像刀子一样刮过来：“不行？冯秋白，你老子娘在直隶老家那几亩薄田，是谁年年照应着，没让债主收了去？你那个在学堂里念书的妹子，学费是谁‘偶然’资助的？这差事，你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这是命令，也是你小子的造化！”
他顿了顿，语气稍微缓了缓，却更让人心底发寒：“别忘了，你穿的是官衣，端的是朝廷……哦不，现在是民国的饭碗。一天是官差，一辈子都是。让你去，是信得过你。事情办成了，回来最少是个队长，光宗耀祖。办砸了……”
他没说完，只是拿起桌上那把裁纸刀，慢条斯理地削起了指甲，刀锋闪着冷光。
我看着那个鼓囊囊的信封，又想想老家爹娘和妹子，喉咙里像堵了一团棉花，最后，只能僵硬地点了点头。
得，穿上这身皮，果然是身不由己。
从那天起，冯秋白死了。
活下来的是天津卫码头新来的账房先生，白砚书。
名字是我自己挑的，砚台和书本，跟我那点勉强算识字的本事沾边，也透着股我想保持却注定保不住的书生气。
凭着伪造得滴水不漏的身份和一点机灵劲，我磕磕绊绊，真就混进了忠义社的外围，在一个管着两条街“保护费”的小头目手下，当起了记账的。
起初那日子，真他妈不是人过的。
白天，我得点头哈腰，对着那些满嘴黑话、身上纹龙画虎的粗汉喊“爷”，仔细记下一笔笔沾着血汗、也沾着血腥的烂账。
晚上，躺在散发着霉味和劣质烟叶味的破木板床上，神经绷得像拉满的弓，耳朵竖着听窗外的每一点动静，生怕说梦话漏了馅。
看见街头打架斗殴，动刀子见红，我腿肚子都转筋，还得强装镇定。
闻到那些大哥身上混合着烟草、汗臭和一种淡淡的、像是宰杀牲畜后未能洗净的腥羶气，我就恶心得想吐。
最难受的是每月一次，像做贼一样，把用密语写好的情报，塞进法租界一个固定邮筒的缝隙里。
那感觉，就像把自己的一部分灵魂撕下来，丢进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
时间这玩意儿，最他妈的不是东西。
它能磨平棱角，也能泡软骨头。
一年，两年，三年过去了。
胡歪嘴许诺的“收网”连个影儿都没有。
偶尔传来的指令，也只是“继续潜伏，获取更高信任”。
而我，白砚书，却在忠义社里，渐渐扎下了一点可怜的根。
因为我识字，会算账，写得一手还算工整的字，而且嘴巴严实，从不多问，慢慢地，我从管两条街的账，变成了管五条街，接着是一个码头货仓的进出项。
接触的“大哥”级别也越来越高。
我学会了抽烟，学会了用粗瓷海碗喝烈酒，学会了面不改色地听他们谈论怎么“做掉”某个对头，怎么用开水浇叛徒的脚心逼供。
甚至，在一次帮派火并中，为了保护我管着的账本（那里面有我攒了好些年的秘密记录），我拎起一根铁锹，闭着眼砸晕了一个冲进来的对头混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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