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铁、打工人，今儿咱聊点刺激的，一桩能把人吓出胆汁儿的真事。
我是全超，一个在一家名叫“鼎峰未来”的贸易公司干了五年的小职员。
我的工号是B区47座，对，就是厕所往左数第三个隔间，门口那盆半死不活绿萝正对着的位置。
我在公司有个响亮的外号，叫“啊那位”，因为同事们使唤我或者需要背锅时，总会恍然大悟般地指向我，“啊，那位，你来一下！”
我的存在感稀薄到什么程度呢？年会合照我永远站在最边上，照片洗出来，我那位置总巧合成了一团意义不明的光影。
部门聚餐订位，服务员数次确认，“先生，你们是九个人对吗？”而明明我们部门只有八个活人，包括我。
连公司那台最老旧的指纹打卡机，识别我的指纹都需要反复按压五六次，发出不耐烦的“滴滴”错误音，仿佛在质疑我作为生物个体的合法性。
我习惯了，真的。
甚至有点享受这种透明，摸鱼划水，神不知鬼不觉，工资照拿，岂不美哉？
直到上个季度末，公司搞了个什么“员工能量激活与团队重塑”项目，从总部空降了一位新的部门总监，姓付，付总监。
付总监是个精力旺盛到令人发指的中年男人，梳着一丝不苟的油头，眼神锐利得像能把人刮层皮。
他上任第一天就拍着桌子吼，“我们部门，绝不允许有隐形人！每个人都要发光发热，成为不可替代的螺丝钉！”
我心里咯噔一下，感觉这哥们儿是冲我来的。
果然，他开始了一系列“提升员工能见度”的骚操作。
每日晨会必须每人发言一分钟，分享“今日能量”；午休强制集体做第八套广播体操；甚至搞了个“同事互评闪光点”的匿名小纸条活动。
我那可怜的一分钟发言，通常在我结结巴巴的“今天天气不错，我准备把上个月的报表再核对一遍”中开始，在付总监皱眉和同事们的哈欠中结束。
互评小纸条？哈，收上来的关于我的评价，清一色是：“47座那位同事……很安静。”“他好像总是在座位上。”“绿萝该浇水了。”——最后这条出现了三次！
我就像一块被强行塞进精密齿轮组的橡皮泥，格格不入，且正在被碾压。
更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那是付总监推行“能量激活”项目的第二周。
一个加班的深夜，办公室里只剩下我和斜对角的文案妹子，吴瑕。
我起身去茶水间冲我那包过期的速溶咖啡，路过吴瑕的工位时，她正全神贯注地盯着屏幕，手指在键盘上翻飞。
我故意咳嗽了一声，想着打个招呼。
她毫无反应，甚至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我又稍微加重脚步，从她旁边走过。
她还是没反应，仿佛我是一团移动的空气。
我心里有点发毛，但也没多想，也许人家太专注了。
冲好咖啡回来，我鬼使神差地，没有直接回自己工位，而是绕到吴瑕侧后方，看着她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文字。
看了足足有半分钟。
她依然没有察觉，只是偶尔抬手捋一下头发，或者小声嘀咕某个词用得不够好。
一个活生生的人，站在她侧后方不到一米的地方，她居然完全感觉不到？
这已经不是专注能解释的了！
我后背冒起一层白毛汗，端着咖啡快步回到自己座位，心脏怦怦直跳。
那一整晚，我都心神不宁，总觉得办公室里除了我和吴瑕敲键盘的声音，还有一种极其细微的、像是很多人在同时低语，却又听不清内容的嗡嗡声。
那声音不是从耳朵进来的，更像是直接钻进了脑子。
接下来的几天，我像个变态一样，开始偷偷测试自己的“透明”程度。
我故意在午休时，把一份无关紧要的文件“不小心”放到隔壁组项目经理，老黄的桌子上。
老黄回来，拿起文件看了看，眉头紧锁，然后环顾四周，大声问：“谁把这玩意儿放我这儿了？”
几个同事抬头，茫然地摇头。
老黄嘟囔着“见鬼了”，顺手就把文件扔进了脚边的碎纸机！
我的文件！虽然不重要，但那是我花了一上午瞎编的啊！
我张了张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不是害怕，而是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我又试着在小组讨论时，提高音量提出一个非常浅显的意见。
当时付总监正在白板上写写画画，我的声音清晰地传遍了安静的小会议室。
然而，付总监的笔停顿了一下，然后就像什么都没听到一样，继续往下写。
其他同事也保持着倾听付总监的姿势，没有任何人把头转向我，哪怕一丁点角度。
我的发言，就像一颗石子投进了粘稠的沥青里，连一丝涟漪都没有泛起。
一股寒意从我的尾椎骨猛地窜上天灵盖。
这不是普通的被忽视！
这是彻底的、物理层面的“不被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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