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前一年，我被调往重庆稽查处当会计。
处长叼着雪茄拍我肩膀：“秦明泉，你的活儿就是算清楚，一分一厘都不能错。”
他说的不是钱，是前线传回来的“战果数字”。
阵亡多少，歼敌多少，失踪多少，每天厚厚一摞报表堆在我桌上。
办公室在地下室，终日不见阳光。
唯一的光源是盏绿罩台灯，灯下打算盘时，算珠的影子投在墙上，像一串串缩小的骷髅。
对桌的老会计姓胡，右眼是义眼，看人时那只玻璃眼珠不会转。
他总在子时低声念叨：“数不对，数从来就没对过。”
起初我只当他是老糊涂。
直到那晚加班核验三月战报，发现个怪事：
阵亡名单和抚恤金发放名单，差了三十二个人。
不是漏发，是那三十二个名字，在阵亡册上被红笔圈出，旁边批着“待清算”。
我问胡会计什么意思。
他那只义眼在灯下反着诡异的光：“就是还没‘算清楚’。”
“人都死了，还有什么算不清？”
他嘴角抽了抽：“死人不用算，要算的是他们身上带的‘数’。”
我不懂，直到当夜梦见那三十二个名字。
梦里他们排着队，每个胸口都贴着张黄纸，纸上不是名字，是一串串数字：
有的七位，有的九位，最长的一串竟有二十三位。
最后一个兵回头看我，脸上没有五官，只有张写着“0417”的纸。
他喉咙里滚出算珠碰撞的嗒嗒声：“秦会计，该清我的账了。”
惊醒时凌晨三点，桌上台灯还亮着。
灯光把算盘的影子投在对面墙上，那些影子算珠竟然在自己上下移动！
啪嗒，啪嗒，像有双看不见的手在拨弄。
更骇人的是，随着算珠移动，墙皮开始剥落，露出里面密密麻麻的数字——全是手写的，一层盖一层，最早的字迹已泛黄。
我吓得连退几步，撞翻椅子。
胡会计悄无声息出现在门口，端着杯浓茶：“看见了？这屋子吃过太多数，撑着了。”
“什么……什么意思？”
“每个兵身上都背着数。”他啜了口茶，“生辰是数，入伍编号是数，杀敌数是数，中弹数也是数。这些数加加减减，就是他的‘命数’。命数尽了，人才算真死。”
他指向墙壁：“那些没清算的，数还在这屋里飘着，找替身呢。”
话音未落，墙上一串数字“0417”突然渗出血，顺着墙面流下，在地面汇成个人形。
人形扭动着站起，轮廓越来越清晰——正是我梦里那个无脸的兵！
胡会计叹口气，从怀里掏出个巴掌大的铜算盘。
他单手飞快拨动算珠，嘴里念念有词：“丁卯年三月十七生，乙酉年入伍，杀敌四，中弹一，阵亡时二十一岁零七个月……”
随着他计算，那人形渐渐淡去，最后化作一滩墨水般的黑渍。
“清了。”胡会计收起铜算盘，“现在他真死了。”
我浑身发冷：“你刚才……在算什么？”
“算他欠天地的数。”胡会计那只义眼盯着我，“人生下来就欠着一笔数，活着就是还债。杀敌是减债，中弹是加债，时辰到了，数归零，魂魄才能散。”
他拉开抽屉，里面是上百个拇指大的小木牌，每个牌子上刻着名字和数字。
“这是我的活儿。”他声音空洞，“帮死人清账，帮活人……躲债。”
第二天我偷偷查了档案室。
“数术稽核”在民国初年就设立了，最初是税务部门的分支，后来独立出来，专算“人命账”。
抗战爆发后，这个科室的权力急剧膨胀，因为前线每天产生海量的“数”，需要专门的人“平账”。
平不了的账，就成了“呆账”——那些数字会一直游荡，直到找到新的宿主。
最可怕的卷宗是一九三九年的南京档案。
三十万人的数一夜之间涌进系统，整个科室疯了一半。
活下来的会计们想出个法子：把数字“打包”封存，植入活人体内，让活人用余生慢慢“稀释”。
那些被植入的人叫“数囊”，多数在一年内崩溃自杀，死后数字又会逸出，寻找下一个容器。
合上卷宗时，我发现最后一页粘着根头发。
不是别人的，是我自己的，发梢还带着头皮屑。
有人在我查档案时，悄无声息站在我身后。
处长办公室烟雾缭绕。
他递给我一支雪茄：“明泉啊，胡会计年纪大了，该退了。他的活儿，你接。”
不是商量，是命令。
我喉咙发干：“处长，我不懂那些数术……”
“你懂。”他拉开抽屉，推过来一份泛黄的出生证明，“秦明泉，民国六年四月十七日子时生，对不对？”
正是我梦里那个兵的数字！
“你是‘数囊之子’。”处长吐出口烟圈，“你娘怀你时，肚子里被植入了一个团的呆账。你出生那天，前线正好有个团全军覆没，数全清了——因为转移到了你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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