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元朝江浙行省衙门架阁库里任职，是个低等的小吏，名叫伯颜（汉名张颐），管着一片区域民户黄册的归档与勘误。
这活儿枯燥，终日与故纸堆为伍，霉味熏人。
但比起外面那些在蒙古、色目、汉人层层重压下挣扎求生的同胞，我这份“稳当”已是许多人求之不得的福分。
我只需确保册上人名、田亩、赋役数字清晰无误，与实情大体对得上，便算尽责。
直到我接手那批“至元十九年平宋后检括”的旧档。
那是至元末年，朝廷为了彻底摸清江南底细，进行的一次大规模人口田产清查留下的原始记录。
纸张粗劣，墨迹漫漶，许多信息含糊矛盾，更夹杂着大量后来被朱笔涂抹、修改、甚至整页删除的痕迹。
我的任务，是将这些混乱的原始记录，与后来正式造册入库的“洁净”黄册进行核对，确保归档无误。
说白了，就是把历史的“草稿”清理掉，只留下官方认可的那份“定稿”。
起初，我只是机械地比对。
甲册原始记录：户主陈友谅（非后来那位），丁口五，水田三十亩，桑园十亩。旁有小字注：“宋溃卒，疑似隐田。”
乙册正式黄册：户主陈大，丁口三，水田十五亩，桑园无。备注：“新附民户，薄产。”
陈友谅变成了陈大，五口变三口，田产缩水大半。
我见怪不怪，当年清查，打压旧宋势力，隐匿田产以增赋税，都是常事。
我提笔在勘误单上记下：“户名更易，丁口、田亩数依乙册为准。”
这就算把“陈友谅”这个带着旧朝痕迹的名字和部分“存在”，从归档的历史里轻轻抹去了。
我感觉自己像个无声的刽子手，处决的不是人命，是名字，是过往，是曾经存在的痕迹。
怪事始于一个燠热的午后。
我正对着一页被朱砂涂改得面目全非的原始记录发愁。
那页登记的是个大户，原始墨迹写着“余杭县绅，沈墨轩，家口百余，义仓三处…”
但“沈墨轩”三字被粗重的朱笔打了个大叉，旁边另起一行小字，墨色较新：“该户附逆，户绝，田产充公。”
而正式黄册上，这一页完全是空白，仿佛这个“沈墨轩”连同他百余口家眷、义仓，从未存在过。
我按例准备标注“户绝，删”。
笔尖刚落，眼角余光忽然瞥见那朱砂大叉的痕迹，在午后斜射的光线下，似乎…微微凸起于纸面？
像干涸的血痂。
我凑近细看，还用手指摸了摸。
纸张平滑，是错觉吧。
可当我移开手指，准备继续书写时，一股极淡的、难以形容的气味钻入鼻孔。
不是霉味，也不是墨香。
是一种…冰冷的、带着铁锈和灰尘味的…“空旷”感。
对，是气味带来的感觉，空旷，死寂，仿佛推开了一扇尘封多年、无人居住的废屋的门。
我摇摇头，驱散这莫名的联想，完成了标注。
就在我合上那册原始记录，把它归入待销毁的一摞时，我感觉后颈的汗毛，微微竖了一下。
像是有人在我身后，极近的距离，轻轻吹了一口气。
冰凉。
可架阁库里除了我，只有层层叠叠、沉默的档案架。
我猛地回头。
身后空空如也，只有下午的阳光，将窗棂的影子拉长，投在满是灰尘的地面上。
影子里，似乎有什么比旁边更暗一点的…不规则痕迹？
但仔细看，又只是光影交错。
那天之后，我开始频繁地感到“注视”。
不是来自活人的目光，是一种更沉、更静、更…“空洞”的注视。
仿佛我整理的那些被涂改、删除的名字和数字，它们残留的“影子”，正从故纸堆的深处，幽幽地“看”着我这个执行最终抹除手续的小吏。
尤其当我处理那些被标注“户绝”、“逃亡”、“充军无回”的册页时，那种被冰冷注视的感觉尤为明显。
有时甚至能听到极其微弱的、类似纸张摩擦的窸窣声，就在我耳边，或身后不远处。
可一回头，万籁俱寂。
我安慰自己，是库房太静，工作太耗神，产生了幻觉。
直到那晚我值宿。
夜里风雨大作，雷电交加。
狂风从窗缝钻入，吹得油灯明灭不定，满室档案的影子张牙舞爪，仿佛活了过来。
我裹紧袍子，只想赶紧巡视一圈，回去睡觉。
走到最里面那排架子——专门堆放待核查、问题最多的旧档区域——时，一道惨白的闪电猛地劈亮窗外！
瞬间，整个库房被照得如同白昼！
就在这一刹那，我清清楚楚地看到！
在那排架子的阴影里，紧贴着墙壁，站着一个人形！
不，不是站着，是…“贴”着。
身形模糊，没有五官细节，通体是一种不均匀的深灰色，像泼翻后干涸的墨渍，又像墙上的一块人形污迹。
它一动不动，但面向着我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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