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宅翻修的第三天，工人在东墙挖出了一只陶瓮。
瓮身沾满湿泥，封口处糊着厚厚的、暗红色的东西，像凝固的血，又像某种混合了朱砂的油膏。父亲周正明蹲在土坑边，盯着那瓮看了很久，久到母亲张蕙忍不住推了推他。
“一个腌菜坛子罢了，瞧你紧张的。”母亲说，“让师傅们处理掉吧，怪脏的。”
父亲却摆摆手，亲自跳下坑，小心翼翼地把陶瓮抱了出来。他拂去表面的泥土，露出瓮身上一些模糊的刻痕，弯弯曲曲，不成文字，倒像是小孩子信手的涂鸦。
“这是你太爷爷那辈的东西，”父亲的声音有些发干，“得留着。”
我站在一旁，心里掠过一丝莫名的违和。我们家是四年前才搬进这座位于城南老区的祖宅的。据父亲说，这是周家老根，只是战乱时家族离散，房子也几经易手，直到他这辈才辗转赎买回来。我对“太爷爷”几乎没有任何概念。
那陶瓮被父亲安置在刚刚清出来的地下储藏室里。储藏室很小，没有窗户，只有一盏昏黄的灯泡。陶瓮就放在唯一的旧木架上，下面垫了块红布。
从那天下午开始，家里就有些不对劲。
先是母亲。她一向爱干净，可那天晚饭后，她擦了三遍的灶台，第二天清早醒来，上面却蒙着一层薄薄的、灰白色的细灰，像是什么东西烧过后留下的。她用抹布去擦，灰却越擦越多，最后几乎弥漫了整个厨房。她尖叫起来。
父亲冲进去时，那些灰又突然消失了。灶台光洁如新，只有母亲的手指缝里还残留着一点灰渍。
接着是我。我的房间在二楼东南角。那晚我睡得极不安稳，总听见墙角有“沙沙”的声音，像是很多脚在纸面上摩擦。开灯去看，什么都没有。但第二天整理书桌时，我发现一本摊开的空白素描本上，布满了凌乱的、毫无意义的短线，密密麻麻，铺满了整整一页。那铅笔的痕迹很轻，很细，绝不是我画的。
最奇怪的是父亲。
他开始在夜里喃喃自语。
起初只是模糊的梦呓，后来声音越来越清晰。我夜里去洗手间，经过他们卧室门口，听见他正用一种平板而认真的语调说着：
“……戌时三刻，东厢熄灯。”
“……卯时初，启正门，扫阶前三尺。”
“……瓮前清水，三日一换，莫忘。”
像在背诵什么章程条款，又像在叮嘱谁。母亲似乎睡得很沉，从未应声。
我问父亲夜里在说什么，他一脸茫然：“我说梦话了？大概是压力大，老房子翻修麻烦多。”
可他的眼神在躲闪。
真正让我恐惧的，是那些“规矩”开始成真。
父亲第一次明确说出一条“规矩”，是在陶瓮进家一周后的晚饭桌上。他忽然放下筷子，看着我和母亲，很自然地说：“对了，以后过了晚上九点，别去储藏室那边。”
母亲诧异：“储藏室？那里头除了那个坛子，还有什么？”
“没什么，”父亲笑了笑，笑容有些僵硬，“就是老房子电路旧，那边灯光暗，怕摔着。”
当晚，我故意在八点五十分走近储藏室所在的走廊。走廊尽头那扇小门关着，门缝里透出储藏室灯泡那特有的昏黄光线。一切正常。
我盯着手表。
九点整。
“嗒。”极轻微的一声，像开关弹起。
储藏室门缝下的光，灭了。
并非正常的断电，因为走廊灯还亮着。是储藏室里那盏灯，在九点整，自己熄灭了。
我后背发凉，没敢过去查看。
第二天，又多了新规矩。
“晒衣服，竹竿头要朝东，别朝西。”父亲在母亲晾床单时说。
“下午要是下雨，雨停前别碰西墙那棵老梅树。”他在天气预报播报多云转阴时补充。
“半夜要是听见后院井盖响，别理会，继续睡。”他说这话时，眼睛看着窗外那口被封死的古井。
这些规矩琐碎、古怪，毫无道理可言，却都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母亲起初还抱怨几句，后来便默默照做。我发现，她也开始变得有些……刻板。她晾衣服时，会用尺子比量竹竿的朝向；下雨天，她会反复检查西窗是否关严；夜里稍有异动，她便立刻用被子蒙住头，一动不动。
这个家，正在被一套无形的的、日益繁复的“家规”悄然改造。
我想反抗。
一个周末下午，父亲出门采购建材。我径直走向储藏室。时间是三点，阳光很好。我扭动门把，推开了那扇小门。
昏黄的光线下，陶瓮静静地立在木架上，垫着红布。它看起来普普通通，甚至有些粗陋。我走近，想看清瓮身上的刻痕。
那些弯曲线条，在近距离观察下，似乎并非完全无序。它们隐约构成了一些扭曲的、难以辨认的图案，看久了，竟有些像极度简化的房屋轮廓，还有……一些小小的人形？
瓮口的封泥呈暗红色，凑近了，能闻到一股极淡的、难以形容的气味。不是土腥，也不是霉味，更像是一种陈年的、混合了草药和金属的冰冷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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