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看见别人的记忆颜色。
这不是比喻。每个人的记忆，在我眼里都有不同的色彩。
快乐的记忆是金黄色的，像阳光。
悲伤的记忆是深蓝色，像深夜的海。
恐惧的记忆是血红色，像凝固的血。
但颜色会褪。
第一次注意到是在小学三年级。
同桌的女孩炫耀她新买的发卡，说是妈妈送的生日礼物。
我看见她头顶飘着一团粉色的雾——温暖的粉色，像初开的樱花。
一周后发卡丢了，那团粉色雾变淡了，最后只剩下灰白的轮廓。
那时我以为大家都这样。
直到十二岁那年，我指着隔壁叔叔说：“你头顶那片黑色是什么？好可怕的颜色。”母亲狠狠捂住我的嘴，回家后警告我永远不准再说这种话。
黑色代表秘密。肮脏的、不能说的秘密。
后来我学会了沉默。
大学毕业后，我在市档案馆找到工作。这里很适合我。故纸堆里的记忆都是静止的，颜色固定在纸页上，不会褪去。我每天整理旧档案，分类、编号、录入系统。日子平静得像一潭死水。
直到我接手编号为“1987-特殊-03”的那批档案。
牛皮纸袋，没有标签，用红绳扎着。我解开绳子，里面是三十几张照片。黑白照片，但在我眼里，每张都泛着不同的颜色。
第一张：一家三口在公园，男人抱着孩子，女人在旁边笑。颜色是淡黄色——普通的幸福记忆。
第二张：同一个男人，独自站在河边，背影。颜色是深灰色——忧郁。
第三张：女人在厨房做饭。颜色是暗红色——愤怒，压抑的愤怒。
第四张：孩子的特写，眼睛很大，看着镜头。颜色是……纯黑色。
我手一抖，照片掉在桌上。
孩子的记忆怎么会是纯黑色？黑色是成年人的肮脏秘密，孩子不应该有那种颜色。
我继续看照片。从第五张开始，颜色越来越暗。第八张，男人和女人在争吵——照片是静态的，但我能看见飞溅的猩红色。第十二张，孩子躲在门后——墨黑色，浓得化不开。
最后一张：空房间，窗户开着，窗帘飘起。颜色是虚无的透明，像是什么都没有，又像是什么都有。
我盯着这张照片看了很久。透明色，我只在一种情况下见过——记忆被刻意抹去的时候。
档案袋里还有一张纸，手写字：
“1987年9月17日，平安里17号，失踪案。三人：丈夫李卫国，妻子周芳，女儿李小雨（5岁）。现场无打斗痕迹，无财物丢失。结案意见：疑似家庭矛盾引发出走。备注：照片有异常褪色现象。”
褪色现象？
我再次看那些照片。的确，物理上照片在褪色，边缘发黄，影像模糊。但我说的是另一种褪色——记忆颜色的褪色。按理说，照片拍下的瞬间，记忆颜色就固定了，不会变。
除非……这些照片能吸收记忆的颜色？
我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
下班后，我鬼使神差地去了平安里。老城区，很多房子都拆了，但17号还在。一栋三层的老楼，墙皮剥落，窗户破了几块玻璃。门锁着，贴着封条，时间太久，封条上的字都看不清了。
邻居是个老太太，坐在门口择菜。我假装是记者，想了解三十多年前的失踪案。
“那家人啊……”老太太眯起眼睛，“搬走啦，半夜搬的，一点动静都没有。第二天门就锁了。”
“您看见他们搬了吗？”
“没有。”她摇头，“但我听见了。”
“听见什么？”
“哭声。”老太太压低声音，“小孩子的哭声，哭了一整夜。还有说话声，断断续续的，听不清说什么。第二天就没声音了。”
“警察没调查吗？”
“来了两趟，看了看，说是家里矛盾，私奔了。”老太太撇撇嘴，“但私奔带那么多东西干什么？我看他们拎了好几个大箱子，重的很。”
箱子？
照片里没有箱子。
我道谢离开，走到巷子口时回头看了一眼。17号二楼最右边的窗户，窗帘动了一下。
有人？
不，应该是风。
但窗户是关着的。
那天晚上，我梦见那些照片。在梦里，颜色从照片里流出来，流进我的眼睛。我醒来时满身冷汗，发现手里攥着一张照片——从档案馆带出来的，孩子的那张特写。
我根本不记得我带它回家。
照片上的黑色更深了，几乎要从纸面滴下来。
第二天，我请假去图书馆查旧报纸。1987年9月的《晨报》，社会版有一小块报道：“平安里三口之家离奇失踪，警方呼吁知情者提供线索”。旁边附的照片正是档案里的第一张，但报纸上的照片颜色正常。
只有我手里的这套照片颜色异常。
或者说，只有我能看见异常。
我开始调查这个案子。档案馆有当年的户籍资料，李卫国，钢铁厂工人；周芳，纺织厂女工；李小雨，五岁，上幼儿园。邻居评价：普通家庭，偶尔吵架，但还算和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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