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犹豫了一下：“有个铁盒子，一直锁着。钥匙随她下葬了。盒子在我这儿，你要的话可以来看看。”
我连夜开车过去。
铁盒子不大，锈迹斑斑。男人用钳子撬开，里面只有一本日记，和一张黑白照片。
照片上是年轻的王秀兰和赵建国，站在公园里，笑得很开心。背面写着一行字：“1982年春，国摄。”
用的是那台摄像机吗？
我翻开日记。前面都是生活琐事，从1983年3月开始，内容变了。
“3月17日：国今天很怪。他说在废品站捡了台摄像机，但拍出来的东西不对劲。他给我看取景器，我什么都没看到。他说画面里我们身后站着好多人。”
“3月25日：国越来越瘦。他说那些‘人’离我们越来越近。我不敢看他说的取景器。”
“4月11日：国说他知道摄像机怎么来的了。是一个姓林的摄影师留下的，那人三月份失踪了。国说我们要找到林摄影师拍过的人。”
“4月30日：国找到了一个。是个老太太，她说林摄影师上个月给她拍过照，之后她就总做噩梦。梦里有人给她拍照，拍完她就不能动了。国给她看了我们的摄像机，她尖叫着说就是这台。”
“5月13日：国说他明白了。这是一个链子。A拍B，B就会进入‘显影状态’。然后B拍C，C进入状态，B才能解脱。但解脱不是自由，是成为‘背景’的一部分——就是取景器里那些模糊的人影。”
“5月14日：国说要出去拍一个人。这样我才能安全。我问他拍谁，他不说。他再也没有回来。”
日记到这里结束。
后面是空白页。
但我用手电筒斜着照，发现最后几页有压痕。我用铅笔轻轻涂，字迹显现出来。
是另一段笔迹，更潦草。
“1985年9月3日：我拍了邻居的小孩。对不起，但我没办法。国说得对，只有拍下一个人，自己才能从取景器里出来。小孩住院了，但还活着。我终于能在镜子里看到自己了。”
“1985年9月20日：小孩死了。心脏病。是我的错吗？国没说会死人。他说只是转移。”
“1985年10月1日：他们又来了。取景器里，那些模糊的人影更清楚了。他们在向我招手。我得再拍一个人。”
“1985年10月15日：我拍了送煤工。他三天后中风了。我解脱了，但只解脱了七天。”
“1986年1月：这样不行。这是一个无底洞。每拍一个人，只能换来短暂的解脱。而且每次都需要拍不同的人，不能重复。我认识的人快用完了。”
最后一页，只有一句话：
“我把摄像机交给了警察。让他们处理吧。但我怀疑，它还会找回来。”
落款是“王秀兰”。
日期是1986年3月17日。
正好三年。
从赵建国捡到摄像机，到王秀兰交出摄像机，正好三年。
而我打开摄像机的那天，是2023年5月14日。
赵建国失踪四十周年。
这不是巧合。
我打电话给陈海，告诉他我的发现。
“你得拍一个人。”陈海在电话里说，“按日记说的，拍一个人，把状态转移出去。不然你也会消失。”
“但被拍的人会怎样？”我问。
“可能会住院，可能会死。”陈海的声音在发抖，“但你没办法，不是吗？要么你死，要么别人死。”
我挂断电话，看着摄像机。
窗外的天快亮了。淡青色的光透过窗帘缝隙照进来，落在暗绿色的外壳上。机器突然发出轻微的“咔哒”声，像是内部齿轮在转动。
我打开取景器，对准窗外。
画面里，对面的楼顶上站满了人。
密密麻麻，挤在一起，全都面朝我的方向。他们穿着不同年代的衣服，有的甚至穿着民国时期的长衫。所有人都面无表情，眼睛盯着镜头。
不，是盯着镜头后面的我。
我数不清有多少人。一百？两百？更多。
他们在等待。
等待我加入他们。
或者，等待我送新人进去。
我关掉摄像机，做了一个决定。
我开车到郊外的空地，挖了一个深坑。把摄像机和所有录像带都放进去，浇上汽油，点燃。
火焰蹿得很高，黑烟滚滚。
我站在坑边，看着机器在火中变形、熔化。镜头玻璃炸裂的声音很清脆，像是什么东西在尖叫。
烧了整整一个小时。
只剩下一堆焦黑的残骸。
我用土把坑填平，开车回家。
路上，我觉得轻松了许多。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担。回到家，我洗了个澡，准备好好睡一觉。
睡前，我习惯性地看了眼卧室的镜子。
镜子里，我的肩膀上搭着一只手。
苍白，细长，指甲缝里有黑泥。
我慢慢转过头。
现实里，我的肩膀上什么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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