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籍制度还带来管理上的混乱。由于驱口不属州县管辖，地方官无法掌握其实际数量，导致“隐占驱口”现象频发。许多地主与贵族将自由民诱骗为驱口，或通过伪造户籍将驱口数量虚报，以逃避国家差役。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御史台奏报：“江南富户，多隐占逃民为驱口，有司不敢诘问”，反映出附籍制度使驱口成为主人逃避国家控制的工具，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经济基础。
三、驱口的经济角色与社会影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
（一）农业与手工业中的驱口劳动
驱口在元朝经济结构中扮演着重要的生产角色。在北方，蒙古贵族的“投下户”庄园中，驱口被大量用于农业生产。如弘吉剌部贵族的封地内，“驱口耕作，岁入粟帛，输之主家”（《牧庵集》），这些驱口被编为“庄户”，承担耕地、放牧等劳动，其生产成果除维持基本生存外，全部上缴主人。南方地区，驱口在手工业中的作用更为突出，元朝官营手工业作坊（如大都织染局）中，大量驱口被强制服役，“日工作十一时，夜不得休”（《南村辍耕录》），其劳动效率虽高，但因缺乏生产积极性，常出现消极怠工或破坏工具的现象。
驱口劳动也推动了部分商业领域的发展。一些商人拥有“驱口掌柜”，驱使奴隶从事贸易活动。如扬州盐商张氏，“驱口数百，皆使行商于江淮间”，驱口为主人积累财富的同时，自身却无法分享利益。这种经济模式下，驱口被视为“会说话的工具”，其劳动力被最大限度剥削，导致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二）对国家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冲击
驱口制度对元朝国家财政造成直接损害。由于驱口不纳赋税、不服徭役，国家税源主要依赖自由民户，而贵族与地主通过隐占驱口逃避税赋，使财政负担集中于中小民户。至元后期，江南地区“民户岁输粮一石，而驱口隐占者倍之”（《元史·食货志》），导致“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两极分化。元廷虽多次下令“检括驱口”，如至元三十年（1293年）“括天下驱口为民”，但因贵族抵制，收效甚微。
在社会结构方面，驱口制度打破了中原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体系，形成“贵族—自由民—驱口”的三级结构。据学者估算，元朝中期驱口数量约占全国人口的10%—15%，即数百万之众，如此庞大的奴隶阶层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必然引发结构性矛盾。时人郑介夫曾上书指出：“今之驱口，动以千数，其力足以动摇一方，苟有奸人乘之，此亦腹心之大患也”（《历代名臣奏议》），道出了驱口制度对社会稳定的潜在威胁。
四、社会矛盾的激化：从身份压迫到阶级对抗
（一）驱口的反抗与社会动荡
驱口的反抗贯穿元朝始终。早期反抗多表现为逃亡，如1236年“蒙古军驱口亡入河南者数万”，元廷为此制定“捕亡法”，规定“驱口逃亡，杖一百七，归其主”，但逃亡现象仍屡禁不止。中后期则发展为武装起义，如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江西“驱口万余人杀主起兵”，顺帝时期，湖广、江浙等地驱口纷纷加入红巾军，提出“杀尽不平方太平”的口号，将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融合，加速了元朝的崩溃。
驱口反抗的根源在于制度性压迫。《元史·刑法志》记载，主人对驱口“视如犬马，鞭笞陵虐，无所不至”，甚至出现“以驱口殉葬”的野蛮行为。这种极端压迫迫使驱口铤而走险，而元朝法律对驱口的歧视性规定，更使他们无法通过正常途径寻求公正，只能诉诸暴力反抗。
（二）自由民与驱口的身份对立
驱口制度不仅造成驱口与主人的矛盾，也引发自由民与驱口之间的身份对立。一方面，自由民因国家赋役加重而对驱口产生不满，认为其“不劳而获”；另一方面，驱口对自由民的“良人”身份既羡慕又敌视，双方在日常生活中常因身份差异发生冲突。如《元典章》记载，杭州一驱口因“与良人争道”，被主人杖责致死，此类事件加剧了社会群体间的割裂。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驱口制度扭曲了社会价值观。元朝中后期，“以拥有驱口多寡为贫富标准”成为社会风尚，甚至出现“儒者弃学为奴，以图主家富贵”的怪象（《庚申外史》），传统的“重义轻利”观念被功利主义取代，社会道德体系面临冲击。
五、历史比较与制度反思：驱口制度的特殊性与局限性
（一）与唐宋奴婢制度的差异
相较于唐宋，元朝驱口制度的特殊性在于“户籍附属性”与“身份世袭性”。唐代奴婢虽属贱民，但法律规定“奴婢贱人，律比畜产”的同时，也允许“放免为良”，且奴婢户籍需报官府备案；宋代“雇佣奴婢”更具契约性质，身份依附相对松动。而元朝驱口完全附属于主家户籍，法律禁止放免（除非主人自愿），且世袭为奴，其人身控制程度远超唐宋。这种差异源于蒙古草原奴隶制与中原封建制的融合冲突，也反映了元朝统治的民族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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