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国并立中的户籍分野：南方与边疆篇
（1）南唐：商业户籍的早期探索
南方政权中，南唐（937-975年）国力最强，其户籍管理呈现鲜明的商业特色。都城金陵（今南京）“户口繁庶，商贾云集”，南唐设立“坊郭户”户籍，按资产将商户分为十等，征收“商税”与“屋税”。昇元元年（937年），烈祖李昪下诏“罢屯田，以民隶州县”，将官营屯田户编入民籍，推动土地私有化，使户籍与土地的绑定更加灵活。中主李璟时期，因“淮南盐铁之利甲天下”，专门设立“盐户”“铁户”等专业户籍，由盐铁使司直接管理，这是中国古代首次将手工业者户籍从州县系统中独立出来。南唐的户籍管理虽仍以农业为本，但对商业、手工业户籍的细分，已显现出古代户籍制度向近代转型的萌芽。
（2）吴越：水利户籍与人口管控
吴越（907-978年）偏安江南，钱氏政权以“保境安民”为策，其户籍管理与水利建设紧密结合。开平四年（910年），钱镠征发民工二十万修建钱塘江海塘，为管理工程劳力，设立“都水营田使”，将民工按户籍编为“营田户”，平时务农，汛期修堤，这种“兵农合一”的户籍模式，既保证了水利工程的人力需求，又通过“以工代赈”稳定了流民。吴越还推行“均田定税”，据《吴越备史》记载，其“按户籍计口授田，亩税三斗，较中原为轻”，轻徭薄赋政策吸引了大量北方流民南下，至北宋统一时，吴越户籍人口已达“十三万余户”，较五代初期增长近三倍。
（3）南汉：民族杂居下的户籍模糊化
南汉（917-971年）统治岭南，境内俚、僚、瑶等少数民族与汉民杂处，其户籍管理呈现“华夷混编”的特点。南汉君主自谓“汉家苗裔”，却对少数民族采取“羁縻政策”——在汉地沿用唐制户籍，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则承认“洞主”“酋长”的世袭管辖权，这些区域“不输赋税，不服徭役，唯听调遣从军”。贞元三年（919年），南汉后主刘鋹为搜刮财富，下令“不论华夷，按户籍征‘琼林玉粒钱’”，引发少数民族叛乱，史载“溪洞诸蛮，相率为乱，户籍遂不可考”。这种对民族户籍的粗暴管理，导致南汉后期“州县户籍，十不存一”。
（4）闽国：海上贸易与特殊户籍群体
闽（909-945年）控有福建沿海，海外贸易兴盛，催生了独特的“船户”户籍。闽王王审知设立“市舶司”，登记从事远洋贸易的“船户”，规定“每船岁纳舶脚（关税）十贯”，并给予“免其杂徭”的特权。这些船户户籍不在州县，而由市舶司直辖，形成独立于传统农耕户籍的海上贸易群体。长兴四年（933年），闽国为垄断茶叶贸易，将茶农编入“官茶园户”，强制“岁输茶课”，这种官营手工业户籍虽增加财政收入，却因“课额苛重”导致茶户逃亡，至闽国灭亡时，“官茶园户十逃其七”。
（5）契丹（辽）：南北面官制下的户籍分治
与十国并立的契丹（916年建国，后称辽），其户籍制度体现了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碰撞。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设立“南北面官”：北面官管理契丹等游牧民族，实行“部族制”户籍，以“石烈”（部落）为单位登记人口，“壮者皆兵，平居则听以佃渔射猎为事”；南面官管理汉地，沿用唐制州县户籍，征收赋税。这种“一国两制”在幽云十六州表现得尤为明显——契丹将汉民编入“头下军州”，但允许其保留农耕户籍，仅向领主缴纳“租赋”，同时向辽廷服兵役。这种双重户籍体系，既维持了契丹的民族特性，又适应了汉地的经济模式，但也导致“华夷之辨”下的户籍矛盾，为辽后期的民族起义埋下隐患。
四、战火与流徙：户籍混乱的社会经济影响
（1）人口流动与“浮客”激增
五代十国时期，中原百姓为躲避战乱，掀起三次大规模南迁潮：后梁与晋争霸时（907-923年）、契丹灭晋时（946年）、后汉暴政时（947-950年）。据《旧五代史》记载，仅后晋天福年间，“自洛、汴至于襄、邓，流民仆地者千余里”，这些流民被称为“浮客”，即没有固定户籍的流动人口。他们或依附豪强为佃户，或聚啸山林为盗匪，形成“主户日少，浮客日多”的局面。后周显德元年（954年）统计，河南府“主户”仅余三万余户，而“浮客”竟达五万余户，超过主户数量。这种人口失控不仅导致赋税流失，更使社会治安陷入混乱——“盗贼蜂起，州县不能制”。
（2）土地荒芜与赋税体系崩溃
户籍混乱直接导致土地制度失灵。唐朝后期的均田制早已瓦解，五代各政权虽试图推行“计亩征税”，却因“田亩无籍，赋税不均”而失败。后梁开平年间，户部奏称“诸州府田土，多为豪强隐占，流民无田可耕”；后晋天福年间，相州（今河南安阳）刺史奏报“州内荒田十之六七，户籍空存，赋入不充”。为维持财政，各政权不得不采取极端手段：后唐“按户籍征青苗钱”，后汉“率户征钱”，甚至出现“预借来年赋税”的苛政。这种涸泽而渔的做法，使“百姓弃田宅，流亡他郡”，形成“户籍愈乱-赋税愈重-流民愈多”的恶性循环，至后周初年，全国耕地面积较盛唐减少近一半，“太仓之粟，不足以支半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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