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0月12日，香港中环一座神农房开新修建的写字楼里，装修工人正踩着最后期限收尾——三天后就是十月十五日，赵国强要赶在这家华资公司上市前，让他的“鼎鑫投资”正式落地。
办公室的玻璃门上还沾着新胶的痕迹，赵国强坐在临时搬来的黑檀木办公桌后，指尖敲着桌角，对面站着三个刚被他用双倍薪资挖来的核心负责人。
为首的是前英资投行风控主管陈敬仁，五十岁出头，戴着金丝眼镜，手里攥着还没捂热的聘书；
旁边是做了十年证券交易的李海波，三十多岁，手指习惯性地捻着空气，像是在模拟敲交易键盘；
最后是管财务的苏曼琪，曾在汇丰银行掌过账目，做事滴水不漏，此刻正快速记录着赵国强的要求。
“规矩就三条。”赵国强抬眼，声音沉稳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度，“第一，鼎鑫只做我指定的票，买哪家、买多少、什么时候卖，全听我指令，你们不用分析财报，不用看行情，只需要按令行事就行；
第二，操盘手必须练到‘接令即下单’，延迟超过十秒，直接走人；
第三，嘴要严，公司里的事，哪怕是跟家人提一个字，双倍薪资一分没有，还要赔天价违约金。”
陈敬仁推了推眼镜，压下心里的疑惑——他做了一辈子投资，从没见过这么“省心”的公司，但双倍薪资加上不低于五十万港币的年终奖金，足以让他把疑问咽回去。
李海波倒显得兴奋，搓着手问：“赵先生，那操盘手要招多少？我认识几个老手，手速快得能赶上电报机。”
“要六个，”赵国强报出数字，“你说的老手要，再从新人里挑两个反应快的，名字报给苏曼琪，明天就让他们来练手。
薪资按行业双倍算，每成一笔短线，额外给他们每人一定的奖金。”
苏曼琪立刻在笔记本上记下：“陈敬仁（风控总监）、李海波（交易总监）、苏曼琪（财务总监）；操盘手拟聘：林阿福、周伟、郑晓梅、吴天宝、方志强、何敏。
薪资标准：总监级月薪1.2万港元，操盘手月薪6000港元，奖金按指令执行情况核算。”
10月14日晚，鼎鑫投资的交易室里亮着通亮的灯。
六个操盘手坐在一排，面前摆着最新的电子交易终端——这是赵国强花高价从国外订的，比当时香港交易所常用的设备快了0.5秒。
李海波站在旁边，看着林阿福手指在键盘上翻飞，忍不住点头：“阿福，你这手速，明天肯定没问题。”
林阿福咧嘴笑，额角还沾着汗：“海哥放心，赵先生说了，第一笔交易成功了，奖金能抵我以前三个月工资，我就算把手敲麻了也不会慢。”
正说着，赵国强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那家华资公司的代码和买入金额。
“明天九点半开盘，你们六个分三批下单，第一批买3000万股，第二批2000万股，第三批2000万股，间隔一分钟，”他把纸条递给李海波，“苏曼琪，账户里的一个亿港币，确保今早已经划到交易账户里。”
苏曼琪立刻点头：“赵先生，昨晚就到账了，我查了三次，没问题。”
10月15日清晨，香港交易所外已经挤满了股民，远东会的电子屏上滚动着新上市股票的信息。
鼎鑫投资的交易室里，气氛却异常安静，只有电子设备的低鸣声。
九点二十九分，赵国强站在交易室中央，抬手看了眼表：“准备。”
六个操盘手立刻坐直身体，手指悬在键盘上。
林阿福盯着屏幕上跳动的时间，手心微微出汗——他知道，这一笔下去，就是几千万港币的交易。
“九点半，第一批，买3000万股。”赵国强的声音准时响起。
林阿福手指落下，键盘发出清脆的声响，屏幕上立刻跳出成交记录：“成交！3000万股，均价1.2港元！”
一分钟后，周伟跟着下单：“第二批2000万股，成交！均价1.21港元！”
又一分钟，郑晓梅完成第三笔：“2000万股，成交！均价1.22港元！”
李海波看着屏幕上的持仓数据，忍不住吸了口气：“一个亿，全买进去了，持仓7000万股，平均成本1.208港元。”
赵国强走到窗边，看着远处远东会的方向，嘴角勾起一抹笑。
他知道，接下来的七天，这7000万股会像滚雪球一样膨胀——10月16日，股价涨到1.5港元；
10月18日，突破2港元；10月22日，也就是一周后，会稳稳站在4.5港元以上。
接下来的几天，鼎鑫投资的交易室里每天都重复着“等待—接令—下单”的节奏。
操盘手们从最初的紧张，渐渐变成了从容——他们发现，赵先生的指令永远精准，每次股价涨到他说的点位，只要一卖出，后续股价就会开始回落，仿佛他能预知市场的每一个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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