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的香港，秋意已浸透了街巷。
维多利亚港的海风卷着咸凉掠过骑楼时，赵国强的十七家“赵氏粮行”与十七家“赵氏肉铺”，早已像扎深了根的老榕树，在港九各地冒出蓬勃的生机。
粮行里，赵国强自家空间种植的大米码得齐腰高，十斤、二十斤、三十斤、五十斤的棉布袋里面，雪白的米粒透着新米的清香。
价签上的数字比别家低了足足两成，街坊们拎着藤篮来买米，指尖划过木柜格子里面装的大白米时总要捻起几粒，放在阳光下照照：“这米真是实打实的好，比裕昌行掺沙子的强多了！”
肉铺的玻璃柜更热闹。空间里散养的猪肉泛着粉润的光泽，肋排带着均匀的肥瘦，五花肉像被精心雕琢过，层层叠叠透着油亮。
穿围裙的阿婆踮脚指着最上层的猪肉：“给我来两斤肥点的，昨天买的炖了汤，孙子喝得直咂嘴！”掌柜的挥着亮闪闪的刀，“咚咚”几声就切得整整齐齐，油纸包好递过去时，总不忘多送一小块猪肉：“回去炒菜香。”
自这些店铺铺开，曾被进口商攥在手里的粮油肉价，像被戳破的气球般稳稳落了下来。
可这平稳里，藏着几家老牌进口商的咬牙切齿——主营澳洲猪肉的“裕昌行”、专做东南亚大米的“和兴洋行”，还有背靠英资的“利丰粮油”，往日里靠着垄断货源，把猪肉价抬得赛过牛肉，米袋里掺陈米更是家常便饭，如今门可罗雀，仓库里的冻猪肉堆得发了臭，袋装米的包装袋上积了层灰，连苍蝇都懒得光顾。
“不能让姓赵的这么嚣张下去！”裕昌行的周老板把雪茄狠狠按在水晶烟灰缸里，琥珀色的烟灰溅了一桌。
对面的和兴洋行李老板敲着桌面，指节泛白：“我准备找‘和安乐’的阿坤出面，给他点颜色看看！香港的规矩，哪能让个外来的破了？”
利丰粮油的陈经理端着咖啡杯，杯沿的白瓷映着他冷笑的脸：“不光要砸他的店，还要让他知道，这地界的饭，不是谁都能吃的。”
三人交换个眼神，当天三人就找到了“和安乐”的堂口大哥阿坤，“和联胜”大哥雄霸，“飞龙帮”大哥飞龙。
厚厚的信封推过去时，阿坤掂量着分量笑了：“周老板放心，这点小事，包在兄弟身上。”
其他两位老大在收到足够的好处时 ，同样也将这事大包大揽了过来。
他们算准了赵氏店铺的经理们会“懂事”——以前粮店每月交一百，肉铺交一百二，三十四家店加起来，每月三千多港币的“保护费”，经理们为了省事从没过问赵国强，因为这是在香港开店的常例。
可这次，阿坤派手下黑虎带的，是张写着“每月每店一千港元”的纸条，硬生生比从前翻了十倍还多。三十四家店，一月就是三万四千港币，这哪是保护费，分明是抢。
雄霸的手下 独眼狼，飞龙的手下 阿仓哥，同样带着手下小弟，向粮店肉铺递交了同样涨了十倍的保护费清单，并且要求立即上缴。
最先遭殃的是油麻地的“赵氏肉铺”。
清晨的露水还挂在窗台上，伙计刚把最后一块排骨摆上柜，五六十个穿短打的汉子就踹开了木门。
领头的黑虎叼着烟，把纸条“啪”地拍在柜台上，烟圈喷在伙计脸上：“新规矩，保护费涨到一千，今天不交，这店就别想开了！”
肉铺的张经理从后堂跑出来，还想陪着笑商量：“虎哥，以前都是一百二，这涨得也太……”话没说完，黑虎身后的汉子就抄起铁棍，“哐当”一声砸向玻璃柜。
碎渣飞溅中，新鲜的猪肉滚了满地，被黑靴踩得稀烂。另一个汉子掀翻米袋，糙米混着米糠漫天撒，算盘、秤杆摔得四分五裂，街坊们吓得尖叫着躲开，有个穿长衫的先生想掏相机，被黑虎一把抢过摔在地上：“拍什么拍？活腻了？”
等张经理跌跌撞撞拨通赵国强的电话时，油麻地的肉铺已经成了废墟，空气中飘着米糠的呛味和猪肉的腥气，像幅被揉烂的画。
可这还没完。电话里的忙音还没断，北角的粮行又传来消息——“和联胜”的人不仅砸了店，还把试图拦阻的伙计推倒在地，额头磕在石门槛上，血顺着脸颊往下淌，染红了胸前的白布衫。
紧接着，上环的粮行、尖沙咀的肉铺也遭了毒手：粮行的木质柜台被劈成两半，账本撕得像漫天飞雪；肉铺的冰柜被推倒，融化的冰水混着猪肉血淌了半条街，“赵氏粮行”“赵氏肉铺”的黑漆牌匾被泼上墨汁，歪歪扭扭地挂着，像被打肿的脸。
赵国强赶到尖沙咀时，看着满地狼藉，玻璃渣反射着刺眼的光，半截猪腿挂在电线杆上，米袋被踩成烂布，里面的米混着污泥，黏糊糊的像团烂棉絮。
他的目光扫过墙上被墨染的牌匾，指节攥得“咯咯”响——他没想到他们会用这般下三滥的手段，勾结黑社会来砸店。
旁边的粮行王经理红着眼眶走过来，声音抖得像秋风里的叶子：“赵老板，是我对不起您……以前我们每月都按规矩交保护费，哪想到他们会突然涨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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