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刚漫过油麻地街市的骑楼，十七间肉铺的铜秤已“叮铃”作响。
野猪肉按五块钱一斤算，每间日销两千斤，一间铺子便有一万港币流水；
十七家合计三万四千斤，总流水十七万港币。
王铁牛给客人称肉时总多添半两，笑着往油纸袋里塞：“下回再来，给您留块带筋的。”
铁钩上的肉转眼空了半扇，案台的血渍刚擦净，又摆上新鲜的半扇猪，红亮的肌理在晨光里泛着油光。
牛肉七块钱一斤，每间日销一千斤，一间铺子流水七千港币；十七家合计一万七千斤，总流水十一万九千港币。
李老实挥着剔骨刀，刀锋在阳光下划出银亮的弧，将牛腩片得肥瘦均匀，刘二柱在旁搭手，用铜秤称肉时总要把秤杆压得低低的：“多出来的，算给街坊的添头。”
这还没算刚添的蟒蛇肉。
一条蟒蛇少说两百斤，按八块钱一斤算，单条就能出一千六百块流水。
更惹眼的是缅甸小头鳖——每只足有一两百斤，起初肉铺只将活物摆在案前，青灰色的背甲泛着冷光，引得街坊围拢着啧啧称奇；
等看足了新鲜，李老实才拎起长刀，当着众人的面利落宰杀，十块钱一斤的价格牌刚一挂出，带血的肉块转眼就被抢空。
粮行的竹升子也没歇着。
十七家店日均两千斤大米、两千斤白面、四千斤红薯，合计大米三万四千斤、白面三万四千斤、红薯六万八千斤。
按市价，大米两毛五、白面两毛三、红薯八分，单粮食每日流水就达：大米八千五百港币+白面七千八百二十港币+红薯五千四百四十港币，总计两万一千七百六十港币。
周桂枝拨着算盘，算珠噼啪撞出火星，账本上的数字浸着米香，每天都往上涨——北角春秧街的铺子红薯卖得最俏，街坊说“赵氏的红薯甜，蒸着吃能当糖”。
肉铺与粮行每日总销售额，稳稳落在三十一万零七百六十港币。
黄经理每晚核账时，指尖划过“纯利”一栏，总对着赵国强叹：“油麻地那间肉铺，光野猪肉就比别家多销三百斤，街坊说咱们的肉带着山林气，吃着舒服。”
初三清晨，尖沙咀、铜锣湾、九龙塘的“赵氏野味”同时扯下红绸。
鞭炮碎屑落了满地，老陈师傅在后院揭开砂锅，肉香混着山珍的鲜气漫过三条街，排队的客人从巷口绕到街角，洋人的礼帽、旗袍的盘扣、孩童的羊角辫挤成一团，连骑楼柱上都倚着叼烟袋的老者，等着尝头口鲜。
尖沙咀店的烟火最盛。红烧野猪肉（十二块一份，含肉一斤）卖了一百二十份，肉块裹着浓稠的酱汁，筷子一戳就渗出肉汁；
张师傅的野菌炖鹿骨（十五块一碗）销了八十碗，鹿骨炖得酥烂，牛肝菌吸足了汤，码头工人捧着粗瓷碗，连汤汁都舔得干干净净。
新添的蕨菜炒腊肉（八块一盘）被抢着点，脆嫩的蕨菜裹着油香，配米饭能多吃两碗。
最俏的是秋沙鸭，白切一只三十块，当日卖了二十只，鸭皮脆得像薄纸，蘸着姜蓉酱吃，连洋人都竖起大拇指。单日流水三千二百港币。
铜锣湾店的橱窗最勾人。卤蟒蛇肉切得透亮，三十五块一斤，洋人举着刀叉吃得眯眼，一上午就销了十斤，说“比牛排有嚼劲”；刘师傅的蜜汁烤野兔（二十块一只）烤得油亮，表皮脆得能咬出响，孩子们攥着铜板在烤架旁打转：“师傅，多刷点蜂蜜！”香椿拌豆腐（五块一盘）配着隔壁酒行的米酒，街坊们坐满露天茶座，三角梅的花瓣落在酒杯里，连风都带着清甜。
缅甸小头鳖炖山珍（五十块一锅）被商行老板包了五锅，汤色清亮如琥珀，“这汤得用老井的水才鲜”，老陈师傅在灶台后擦着手笑。当日流水四千五百港币。
九龙塘店的老井边最暖。古井野鸡汤（二十块一锅）炖了三十锅，街坊端着保温桶来打汤，说“给娃补补身子”；周师傅的卤野猪肉（六块一两）切得薄如纸，配着白粥卖了五十斤，咸香里带着点回甜，晨练的老者总说“就好这口”。
新上的油炸蕨菜（四块一盘）成了孩童的零嘴，金黄酥脆，嚼着咯吱响。二楼包间的“山珍全家福”（八十块一桌）摆着秋沙鸭、小头鳖、野蘑菇，一家人围坐一桌，汤锅里咕嘟冒泡，连咿呀学语的娃娃都举着小调羹要喝汤。当日流水三千三百港币。
三家店开业当天总销售额加起来，竟有一万一千港币。
收摊时，老陈师傅累得直捶腰，看着案台上堆成小山的空碗，忽然笑了：“明日得把地窖里的干香椿也搬出来，街坊说这口春味最念想，配着野猪肉炒，香得能掀翻屋顶。”
暮色里，赵国强站在尖沙咀店的巷口，看伙计们擦洗案台，铜秤的影子被路灯拉得老长。
林经理递来当日总账，纸张边缘沾着鸭油：“赵老板，光小头鳖就卖了三千多块，洋人说从没吃过这么鲜的，还问能不能预定下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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