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维茨感到一股冰冷的怒意从胃部升起，直冲喉咙，却又被更深的无力感堵了回去。他挥手让送来简报、脸上带着微妙神色的企业员工离开。门轻轻关上，隔绝了外界的声音，房间里只剩下中央空调低沉的嗡鸣，像某种巨大生物平稳而冷漠的呼吸。
他走到窗前，看着脚下川流不息的车灯和霓虹招牌。这座城市永远在流动，在发光，在喧嚣，仿佛那些发生在阴暗角落里的死亡、不公和痛苦，都只是微不足道的杂音，轻易就被这宏大的声浪吞没。他想起了那个死去的感染者骑士空洞的眼神，想起了自己面对副审官时的屈辱和愤怒。
他转身回到巨大的实木办公桌前，目光落在那个造型简洁的黑色通讯器上。犹豫，挣扎，像两股力量在他体内撕扯。最终，他伸出手，手指在按键上停顿了几秒，然后用力按下了记忆中的那串号码。听筒里传来规律的忙音，一声，两声，在寂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刺耳。
这声音让他突然坠入了回忆。童年时，父亲的书房里也有一台电话，外壳是温暖的黄铜色，线条笨重。那时的电话还是稀罕物，粗大的电缆绕过喧嚣的酒吧、廉价的旅社和终日轰鸣的建筑工地，将陌生的号码与人们的生活强行连接在一起。铃声一响，便意味着未知的消息即将降临——可能是久违亲友的问候，也可能是一纸催债的通知，或是某个远方传来的噩耗。那台黄铜电话像一个象征，象征着现代生活那种无法回避的、强加于人的联结，以及联结背后潜藏的控制与不安。
忙音停止了，一个略显油滑、刻意压低的声音从听筒那头传来，是国民院的那位副审官。
没有寒暄，对方直入主题，询问马克维茨是否“想出了结果”。那语气里带着笃定，仿佛早已料定这个没有根基的新发言人最终会屈服。
马克维茨感到自己的声音有些干涩，他提出，只要确保前发言人恰尔内不再掌握和泄露那些对联合会不利的证据，交易就可以成立。他强调“堵住恰尔内的嘴”，试图保留一点模糊的空间。
但副审官不给他任何余地，声音像冰冷的金属丝线，轻轻勒紧：“杀死他，是最安全的。” 这句话说得如此平淡，仿佛在讨论处理一份过期的文件。
马克维茨的心沉了下去，一股寒意从脊椎蔓延开来。这句话像一根冰冷的针，刺破了他心中最后一丝不切实际的幻想——幻想这只是场龌龊但尚有回旋余地的交易。他忽然无比清晰地看到，自己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成为他们手中另一把听话的刀，要么……尝试去握住刀柄，哪怕只是一瞬，哪怕代价巨大。他强迫自己镇定，用尽可能平稳的语调“保证”自己可以做到，并请对方不要过问具体手段。他想营造一种自己背后有力量、有决断的假象。
副审官似乎笑了笑，那笑声透过听筒传来，带着丝丝的嘲弄。他同意了，承诺明天就会启动对英格拉案件的重审程序，并在七天内给出“符合规则”的结果——让奥尔默·英格拉从此在骑士竞技中消失。前提是，马克维茨必须在这期间给出“足够有诚意的答案”，一个能“证明恰尔内先生确实永远不会背叛”的答案。
“诚意”。这个词像一把淬毒的匕首，抵在马克维茨的喉间。他沉默着，听筒里只有微弱的电流杂音。童年的黄铜电话、父亲接听电话时紧锁的眉头、窗外工地的噪音……破碎的画面闪过脑海。这就是卡西米尔，这就是他们所谓的现代生活。一套精密、高效、将人性与道德也纳入计算和交易范畴的冰冷系统。
一股强烈的反感和某种被长期压抑的、近乎本能的反抗冲动，突然冲破了谨小慎微的堤防。马克维茨听到自己的声音响起，比他想象的更冷，更硬，像一块投入死水的石头：“我想您应该明白一件事情。”
他停顿了一下，深吸一口气，每一个字都像抛出的铁块：“您是在挑衅一位发言人。”
电话那头瞬间陷入了寂静。死一般的寂静。
马克维茨能想象出对方脸上错愕的表情。他继续说了下去，语速不快，却带着一种破釜沉舟的清晰：“您和我心里都明白，我只是临危受命，我在董事会里并没有靠山。” 他承认了自己的脆弱，但紧接着话锋一转，“但这不代表，我会任您宰割。”
他提到了无胄盟。缓慢而清晰地说出：“无胄盟的指挥权……曾在恰尔内先生手里。那么现在……” 他没有说完，但意思再明白不过。权力，哪怕只是名义上的、暂时的权力，也是权力。发言人的头衔，以及与之捆绑的部分资源调动权限（至少在外界看来如此），就是他此刻仅有的武器。
听筒里传来副审官明显变得急促的呼吸声，然后是强自镇定的辩解，声称自己并非挑战权力，只是为了确保“合作顺畅”，并为自己之前的“咄咄逼人”道歉。他的语气软化得如此之快，几乎带着谄媚。他转而强调英格拉不过是个“腐朽贵族”，不值得为此伤了“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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