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 “展漠南实绩，显能力”。忽必烈从袖中取出 “漠南屯田粮册” 与 “民兵训练记录”，递与户部尚书：“大人请看，本王在漠南五年，开垦屯田二十万亩，去年收获粮食三十万石，可供应三万兵半年之需；民兵五千，经三年训练，已能熟练使用弓箭、弯刀，上月击退盗匪时，民兵与禁军配合，仅用两刻钟便击溃敌众，缴获马匹百匹。” 他又看向枢密院王判官：“王大人曾视察漠南屯田，可证本王所言非虚。” 王判官颔首：“漠南屯田确有成效，民兵训练也颇为扎实，王爷治下有方。” 有重臣佐证，忽必烈的能力便不再是自夸。
再者是 “提镇守方案，显可行性”。忽必烈将《草原镇守策》展开，铺在萧虎案上，逐条讲解：“其一，驻军三万，分驻邢州、京兆、怀孟，形成三角防线，可相互支援，兼顾阿尔泰山与杭爱山两个方向；其二，混编训练，每月一次草原战术演练，由禁军派教官指导，确保民兵与禁军战术统一；其三，扩建驿路，增设十处驿馆，每馆驻兵五十，确保军情三日可从阿尔泰山传至中都；其四，粮草自筹六成，以屯田粮供应，不足部分由户部拨付，可节省朝廷军费。” 方案中每一项都有具体数据与实施步骤，绝非空泛的设想，让重臣们看到 “领兵镇守” 的可行性。
最后是 “表忠诚，显决心”。忽必烈躬身行礼，语气恳切：“本王深知，兵权乃国之重器，若蒙中枢应允，本王愿立誓 —— 领兵期间，必受枢密院节制，调兵需持枢密院符，每季度向中枢奏报军务；家眷仍留中都，若有半点异心，甘受族诛！且本王愿将漠南屯田粮册交户部接管，由户部直接拨付军粮，绝不动用分毫，以证清白。” 这番话既有誓言，又有实际行动（交粮册、留家眷），极大地降低了中枢对 “宗室掌兵生异心” 的顾虑。
萧虎的反问并非临时起意，而是在忽必烈陈述过程中，通过 “听、看、思” 三步铺垫，精准把控时机抛出 —— 既打断忽必烈的 “顺境陈述”，又击中其 “兵权认知” 的要害，展现出重臣对 “权力制衡” 的深思熟虑，符合元代中枢决策 “慎之又慎” 的风格。
首先是 “听陈述，找破绽”。忽必烈陈述时，萧虎始终专注倾听，手指在案上轻敲，记录下两处关键：一是忽必烈提及 “混编训练由禁军派教官”，却未提 “教官的任免权归属”—— 若教官由忽必烈任命，恐将禁军纳入其掌控；二是忽必烈承诺 “受枢密院节制”，却未明确 “节制的具体流程”—— 是事前报备，还是事后奏报，差异极大。这些 “模糊之处”，便是萧虎后续反问的潜在靶点，他需确认忽必烈是否真的理解 “兵权制衡”，而非仅停留在口头承诺。
其次是 “看反应，判心态”。萧虎观察到，忽必烈陈述时，目光多与支持自己的王判官交流，对持怀疑态度的户部尚书、御史台御史则刻意回避；提及 “驻军三万” 时，眼底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兴奋；说到 “家眷留中都” 时，手指微微蜷缩 —— 这些细节暴露了忽必烈的真实心态：既渴望兵权，又对 “制衡” 心存抵触。萧虎心中判定：忽必烈虽有能力，却对 “兵权的风险” 认知不足，需通过反问让其清醒，避免日后因权误事。
再者是 “思对策，定时机”。萧虎结合细作传回的 “察合台旧部异动” 密报，与忽必烈的请战方案对比，意识到：若直接同意，恐让忽必烈手握重兵却不懂收放；若直接拒绝，又会错失其治理漠南的能力。因此，他决定以 “反问” 代替 “直接表态”—— 既不否定忽必烈的诚意，也不认可其方案，而是通过 “兵权收放” 的诘问，考察其权谋素养。当忽必烈说完 “愿立誓”，殿内重臣纷纷点头，气氛偏向支持时，萧虎抓住这一 “时机”，突然抛出反问，瞬间扭转殿内氛围，让忽必烈措手不及。
最后是 “反问的措辞设计”。萧虎的反问 “你知‘兵权如虎爪’，可懂‘何时该收，何时该放’”，有三层深意：一是以 “虎爪” 为喻，点出兵权的双重性 —— 既能御敌，也能伤己，提醒忽必烈不可只看兵权的 “利”，忽视其 “害”；二是 “何时该收，何时该放” 的核心，是考察忽必烈对 “权力边界” 的认知 —— 是否明白 “战时放权御敌，战后收权归中枢”，是否接受 “中枢对兵权的随时调控”；三是反问的语气沉稳，无指责之意，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既给忽必烈思考的空间，也向重臣们传递 “中枢对兵权把控的重视”，避免他们因 “支持忽必烈” 而忽视制衡。
萧虎反问抛出后，殿内陷入长达半刻钟的沉默 —— 这既是忽必烈思考回应的时间，也是萧虎与重臣们观察其反应的过程，更是一场 “心理博弈”：忽必烈需在压力下展现对兵权的认知，萧虎则需通过其反应判断是否值得放权，每一秒的沉默，都在加剧双方的心理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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