秤星照良心
入夏的风裹着麦香，卷过苏家粮仓那道磨得发亮的木门时，老伙计陈三叔正蹲在门廊下，用粗布反复擦拭那杆红漆杆秤。秤杆上“公平”两个字刻得深，经了二十多年风雨，仍像嵌在木缝里的朱砂，亮得晃眼。
“三叔，歇会儿吧，新地磅都调试好了，往后称粮哪还用得着这老物件。”年轻伙计小周扛着袋新到的防虫药走过，看陈三叔擦得额头冒汗，忍不住劝了句。他昨天跟着苏敬之去县城拉地磅，那西洋机器铁壳子锃亮，指针一动就能显出斤两，比用杆秤省劲多了，他实在想不通，东家为啥还抱着这杆旧秤不放。
陈三叔没抬头，指尖摩挲过秤杆上密密麻麻的秤星，像摸自家孩子的眉眼：“你这后生懂啥，这秤是东家爹当年传下来的，称过的粮能堆成山，称过的人心比粮还重。”
正说着，粮仓的木门“吱呀”一声被推开，苏敬之走了进来。他穿着件半旧的蓝布短褂，袖口磨出了毛边，手里攥着本泛黄的账本，看模样倒不像个管着半个县城粮仓的掌柜，更像个普通的庄稼人。
“敬之，地磅那事，我听说了。”陈三叔站起身，把秤小心翼翼地靠在墙根，“真不用这杆秤了？”
苏敬之笑着拍了拍他的肩，目光落在那杆秤上，眼神软了些：“用，咋不用。地磅归地磅，给百姓放粮时，还得靠它。”
陈三叔松了口气，小周却挠着头犯嘀咕：“东家，地磅多准啊，一分一厘都不差，用杆秤还得手提肩扛，多费劲？”
苏敬之没直接回答，而是翻开手里的账本，指着其中一页给小周看：“你看这行，民国二十三年，县西头李家村闹蝗灾，我爹开仓放粮，用的就是这杆秤。当时有个老太太，抱着半袋糠来换粮，秤杆刚压下去，我爹就多添了两把麦子，说‘老人家牙口不好，多吃点细粮’。”
他合上账本，走到粮仓里堆着的粮堆前，伸手摸了摸麦粒，指尖沾了层细粉：“地磅称的是粮食的重量，可百姓要的不是那个数，是心里的踏实。你让他们看着秤星往上走，看着秤杆翘起来，他们才敢信你没亏他们，这才是粮仓该有的本分。”
小周似懂非懂地点点头，陈三叔在一旁接话：“当年你爹就说，这秤杆上的‘公平’俩字，不是刻给人看的，是刻在心里的。称粮时多一钱少一钱，看着是小事，可寒了百姓的心，再想暖回来就难了。”
苏敬之嗯了一声，转身对两人说：“明天就该给东头的村子放粮了，地磅先摆在旁边，主要还得用杆秤。小周，你跟着三叔学认秤星，记住了，称的时候手要稳，眼要亮，不能让百姓吃半点亏。”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苏家粮仓外就排起了长队。村民们背着布袋、挑着竹筐，脸上带着盼头，互相唠着家常。有人听说苏家添了西洋地磅，都好奇地往粮仓里瞅，想看看那机器到底有多神。
第一个来称粮的是王大爷，他今年六十多了，背有点驼，手里拎着个旧布袋，是来给家里的小孙子换细粮的。小周刚要把布袋往地磅上放，苏敬之却伸手拦住了他，转身从墙根拿过那杆杆秤，递给陈三叔：“三叔，还是用秤称吧。”
陈三叔接过秤，熟练地把布袋挂在秤钩上，手提秤纽，眼睛眯成一条缝，盯着秤杆上的秤星。阳光从粮仓的窗户照进来，落在秤杆上，那些细小的刻度看得清清楚楚。
“大爷，您这袋粮，连袋重二十三斤半，除去袋子二斤，实重二十一斤半。”陈三叔报出数，又多抓了一把麦子放进布袋里，“添您二两，回家给孩子熬粥喝。”
王大爷看着秤杆翘起来的那头，脸上笑开了花：“还是苏掌柜实在，这秤看着就放心。昨天我去邻村的粮铺，人家用机器称，快是快，可我总觉得没够数，心里不踏实。”
苏敬之笑着说：“大爷，您放心，只要我管着这粮仓，就保证每一斤粮都称得明明白白，绝不亏了您。”
后面的村民见用的是杆秤，都松了口气，纷纷把粮食递过来。小周跟在陈三叔旁边，一边帮忙扶着秤，一边学认秤星。陈三叔耐心地教他：“看这秤星，一颗星是一钱，十颗星是一两，你得看准了，不能多也不能少。称的时候手不能抖，一抖秤星就偏了，百姓就亏了。”
正忙着，村口的张寡妇抱着个孩子走了过来。她丈夫去年冬天没了，家里就靠她种几亩薄田过日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她把怀里的布包递过来，小声说：“苏掌柜，我这布包里是些杂粮，想换点细粮，给孩子煮米糊。”
苏敬之接过布包，掂量了一下，递给陈三叔。陈三叔称了称，说：“嫂子，您这杂粮连包重十五斤，除去布包一斤，实重十四斤，能换十二斤细粮。”
张寡妇点点头，刚要接布袋，苏敬之却从旁边的粮堆里多抓了两把麦子放进去：“嫂子，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多给您二斤，别让孩子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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