账房夜灯
暮春的雨总带着股黏腻的潮气，浸得青砖地发潮，连带着账房里新换的西洋煤油灯，玻璃罩上都凝了层薄雾。苏文砚用指尖抹了把，灯芯“噼啪”爆了个火星，骤然亮堂的光线下，账本上密密麻麻的数字像活了过来，连最细微的墨迹晕染都看得一清二楚。
“少东家，这洋灯是比豆油灯亮堂多了。”账房老周头佝偻着背，往砚台里添了勺清水，“前儿个核那笔茶庄的账，若不是这灯，那‘七’字上面的小弯钩，我怕是要当成‘九’来算。”
苏文砚没接话，指尖摩挲着桌角那只粗陶豆油灯。灯身是爷爷亲手捏的，釉色早就被岁月磨得斑驳，灯口边缘却被摩挲得发亮，那是无数个深夜，爷爷用指腹捻灯芯时留下的温度。他记得小时候躲在账房角落，看爷爷披着藏青色的旧棉袍，就着这豆大的光核账。灯苗忽明忽暗，把爷爷的影子投在墙上，像幅会动的水墨画。有时算得入神，爷爷会用指节轻轻敲着桌面，嘴里念念有词，那声音混着窗外的虫鸣，竟比任何摇篮曲都让人安心。
“老周，你说这账上的数字，真能算得一分不差？”苏文砚忽然开口，声音被煤油灯的光晕裹得有些发沉。
老周头愣了愣，往算盘上拨了颗下珠：“按洋学堂的算法，自然是越精确越好。可当年老掌柜在时，总说‘账是人算的，人心却不是算盘珠子’。有回给城南张记布庄对账，明明差了三钱银子，老掌柜却让我记成‘平’，说张老板的独子在学堂念书，那三钱银子，够孩子买半月的笔墨。”
苏文砚的指尖在豆油灯的灯芯上顿了顿。他想起去年冬天，也是这样一个雨夜，他用煤油灯核完最后一笔账，正要锁柜，却发现账本上有处墨迹洇了。那是笔药铺的进货款，“百两”的“百”字最后一横拖得太长，看着竟像“千”字。他心里一紧，连夜翻出三个月的流水账核对，折腾到后半夜，才发现是自己算错了。
那时他正对着煤油灯懊恼，忽想起爷爷的豆油灯。鬼使神差地，他点燃了那盏蒙尘的灯。昏黄的光慢悠悠地爬满账本，那处被他算错的数字，在柔光里竟不那么刺眼了。他仿佛看见爷爷坐在对面，手里捏着那支用了大半辈子的狼毫笔，笔尖悬在账页上方，迟迟不落。“文砚，”爷爷的声音仿佛从灯苗里钻出来，“这账错了，改过来便是。可若因为怕错，就把人心都算成冷冰冰的数字，那这生意，做着还有什么意思？”
“少东家，夜深了，要不先歇着？”老周头的声音把他从回忆里拽出来，算盘上的珠子已经归了位，像排整整齐齐的兵。
苏文砚摇摇头，吹灭了煤油灯。刹那间，账房里只剩下窗外的雨声，还有那点豆大的光，在黑暗里倔强地亮着。他重新摊开账本，这次没再用算盘，而是像爷爷那样，用指尖点着数字，一个一个地数。数到茶农的收茶款时，他忽然停住了——去年春天闹旱灾，茶农们的收成比往年少了三成，爷爷当年定的价钱，其实比市价高出两成。
“老周，”他抬头时，灯苗恰好跳了跳，“明天把茶农的账再核一遍，按今年的新价算，但记的时候，多记两成。”
老周头眼里闪过一丝了然，佝偻的背似乎挺直了些：“是记成‘添补春荒’？”
“嗯。”苏文砚应着，往灯里添了点新油。灯苗“噌”地跳了跳，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竟和记忆里爷爷的影子慢慢重合了。
后半夜雨停了，月亮从云里钻出来，给窗棂镀了层银。苏文砚核完最后一页账，发现砚台里的墨已经凉透了。他收拾账本时，指尖不小心碰倒了煤油灯，玻璃罩在桌上转了半圈，映出窗外的月光，亮得有些晃眼。
他弯腰把豆油灯捧在手里，灯身还带着余温。原来有些光，从来不是为了照亮数字，而是为了让那些冰冷的笔画，在岁月里慢慢长出温度。就像爷爷当年总说的：“这灯亮不了几尺地，可只要心里有光，再黑的夜路，也能走得踏实。”
天快亮时，老周头来账房取东西，看见苏文砚趴在桌上睡着了。豆油灯还亮着，灯苗轻轻舔着灯芯，把他的睫毛在账本上投下细细的影子。账本摊开在去年的那页错账上，旁边用朱笔写着一行小字：“错了便改，人心要暖。”
窗台上的煤油灯，玻璃罩上的雾气早已散去，只是灯芯的光晕，似乎比昨夜黯淡了些。
三日后的清晨，苏文砚刚走进账房，就见老周头捧着本泛黄的旧账册，脸色有些发白。“少东家，您看这个。”老周头的手指点在账页角落，那里用淡墨写着“欠茶农王阿福纹银五两”，旁边盖着个模糊的朱印，是爷爷当年的私章。
“这是十年前的账？”苏文砚翻到扉页，果然见着“光绪七年”的字样。他记得王阿福，那位住在云雾山脚下的老茶农，去年冬天染了风寒，还是药铺的伙计背着药箱上门瞧的病。
“老掌柜当年在批注里写，王阿福的儿子要进京赶考，这五两是凑的盘缠。”老周头叹了口气，“前儿个我去茶庄对账，才听说王阿福的儿子中了举人，上个月特意回了趟山里，说要还这笔账，可翻遍了近年的流水，都没找着这笔欠账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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