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茜，你别哭，说说是怎么回事吧？”陶小霜扫了眼空无一物的桌面，然后倒了杯蜂蜜水，递给张可茜。
采秀扒着中卧室的门框，探出脑袋，对着大卧室看了好一会，才转身和门后的大哥二哥汇报情况，“听不到她俩说的话，但那个工人大姐哭了……”
“哭了？她向小霜姐告状了？”迎泰觉得很不妙。
“采秀，等会小霜姐要是问你话，你就也哭，一定要比她哭得惨才行。”迎国想了想，又说：“你就说，刚才我们在打扫屋子，所以没空招待客人。”
“小霜姐会查饼干盒子的，蜂蜜也少了那么多。”采秀翻了个白眼，“我们还是老实招了吧，看在我们坦白从宽的份上，小霜姐也许会轻罚的。”
迎国迎泰互看一眼，然后一起点头，“那到时还是你去坦白，毕竟小霜姐最喜欢你了。”
“那也行，不过——”采秀眼珠子一转，开出了条件，“你们得让两天的份额给我。”
“两天的份额！”迎泰不干了，跳着脚道：“最多一天。”
“对，就一天。”迎国也觉得肉疼。
“成交！”采秀说着就伸出巴掌，和两个哥哥击掌为誓，喊两天就是个幌子，她本来就是冲着一天的份额去的。
自陶小霜月月出钱补贴家用后，徐阿婆就恢复了曾有的待客规矩：但凡有客人上门，就按人头或倒茶或冲蜂蜜水一杯，还要上一个点心盘子招待客人。这个待遇可把3个小鬼头馋得不行，他们三个每天的零食是定了量的，总感觉不够吃——陶小霜怕他们吃多了饼干糖果，吃不下饭，所以管得很严。
这一次难得大人们都不在家，还来了个不常上门的客人，他们兄妹三个就趁机扣下了蜂蜜水和点心，本以为那个姓张的工人大姐等不到小霜姐回来了，结果却是碰了个正着。
赚了两份零食后，采秀又伸头去看大卧室的情形，却见那个客人嘴里不停的在说话，小霜姐听着听着脸色就变了。
“这叫什么事！”陶小霜着实被张可茜说的事气得不轻。
两年前，原本分去吴兴农场的张曼红因为家里突然出了个黑五类的近亲，被临时调了档，分去了吴兴的农村插队，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公社社员。
她分去的公社叫鸡角岭公社，是个位置极偏远的公社，离它最近的乡镇都在3百里以外，镇上的邮递员1个月才去那里一次。鸡角岭是那种最贫困的小公社，有一半的耕地都是坡地，年年都完不成上面派下来的公粮任务，在那里每个工分只值5分钱。张曼红和其他几个上海女阿拉一分去鸡角岭公社就被划到了妇女里最低的工分档——在公社，最强壮的女社员干满一天是8个工分，普通的女社员则在6、7个工分之间，上海女阿拉们都是5分档，和身体不好的女社员、还没成年的女孩一样。
按着公社的规矩，每一天的出工分为3个部分，早晨5点半到8点半是早工，然后是早饭时间，吃完早饭，9点半到12点半是午工；午工完了就是午饭时间，而下午1点到5点则是晚工时间。社员们只有干满这3个工时，才能得到全部的工分。所以，张曼红她们拼着命干满一天才能赚5个工分，也就是2毛5分钱。即使女知青们体力吃得消，她们也往往不能干满全天——村里没通电，她们得趁着白天里有天光，洗衣、挑水、做饭、种菜……
而这就意味着女知青们每天的收入大概只能维持在2毛左右，这点钱根本就不能饱腹，更谈不上吃肉什么的了，所以分到鸡角岭插队两三个月后，女知青们就用完了随身带的钱，不得不开始给上海写信，向家里要钱。张曼红家里负担很重——她爸妈生了8个孩子，最小的妹妹才3岁，作为长姐。她张不开口要钱，硬挺了半年，因为太缺乏营养，公社的双抢结束后，她的两个小腿浮肿起来，一直消不下去，实在没法子了，她才给上海写了信。
两个月后，张曼红家里才给她回了信，信里附了5块钱的汇款单。那信是她的三弟写的，说家里为了给她寄钱，得勒紧裤腰带过一个月了。那之后，觉得自己没用的张曼红能不给家里写信就不给家里写信，苦熬着又过了一年。
今年10月份，她在山间的小道上挑水，一时不慎滑了脚，从半山坡滚了下来。滚了一路，到山脚时她已经昏了过去。这次意外事故把她的骨头摔断了一根，全身上下的皮肉也摔坏了不少。插队的知青和公社的社员一样，看病是要自己掏钱的；张曼红身无分文，知青们凑了20块钱才把她送去了镇医院。这样一来，张曼红只能给家里写信了。
信寄出后没多久，张曼红的妈妈就来了鸡角岭。她带来了50块钱，本以为足够用了，镇医院的医生却说最好让张曼红回上海治疗——张曼红断的是左半边的锁骨，很不容易长好，最好去能照x光的大医院治疗。
回上海治疗，那得花多少钱，张妈心里直犯难，就和张曼红说，她留在吴兴治疗更好。负责的医生早就和张曼红说过了，锁骨要是长不好，她以后就是个高低肩了。张曼红可以为家里吃苦，但她不愿意因为明明可以治好的骨伤而变成残疾，所以她没答应张妈的要求。张妈很生气，骂她太娇气了，既然都插了队，就该向贫下中农学习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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