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初春，当日
宿舍楼比厂房更显破败。斑驳的墙皮大片脱落，露出里面暗黄的水泥。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复杂而难以言喻的味道，那是由多种气味交织而成的独特气息。首先，是浓烈的汗液酸馊味，仿佛能看到汗水在空气中蒸发、凝结，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气味。接着，劣质烟草的呛人味道也不甘示弱地钻进鼻腔，刺激着呼吸道，让人忍不住咳嗽。
然后，是食物变质的馊味，那是一种腐败、发酸的味道，可能是某个角落里被遗忘的剩饭剩菜散发出来的。最后，还有一股深植于老旧建筑骨髓里的、挥之不去的潮湿霉味，这种味道就像老旧房屋的灵魂一样，无论怎么通风都无法彻底消除。
这股气味像一张无形的网，劈头盖脸地罩下来，让刚从外面进来的阿娣猝不及防。他的呼吸猛地一窒，仿佛被这股气味紧紧地扼住了喉咙，无法顺畅地呼吸。
黄干事把他们领到三楼走廊尽头一个房间门口。“307，就这儿！八个人一间，自己找空铺！”他丢下一串钥匙，叮当落在一个靠门的上铺铁架子上，“动作麻利点！十分钟后楼下集合，去医务室体检！迟到扣钱！”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门吱呀一声被推开。房间狭小逼仄，光线昏暗。左右靠墙各摆着两张锈迹斑斑的双层铁架床，中间仅容一人侧身通过的过道堆满了脸盆、水桶、破旧的行李箱和散发异味的鞋子。墙壁上胡乱贴着几张褪色的明星画报和用烟盒纸写的“值日表”。唯一的一扇小窗户紧闭着，玻璃上糊着厚厚的油污，透进来的光也显得浑浊不堪。
几张床上已经有人。一个精瘦的汉子只穿着背心裤衩，四仰八叉地躺在下铺，鼾声如雷。对面下铺，两个年纪稍大的男人正凑在一起，就着一个小煤油炉煮着挂面，劣质猪油的腻味混在空气里。看到阿娣他们进来，两人只是抬了下眼皮，目光漠然地扫过这群新来的“菜鸟”，又低头专注于那口翻滚着白沫的小锅。
阿娣的目光迅速扫过空铺。只剩下一个靠门口上铺的位置，还有一张下铺——但那下铺的床板上只铺着一张破草席，上面堆满了杂物，显然已被占据。他别无选择，只能走向门口那个上铺。铁梯冰冷硌脚。他笨拙地爬上去，床架随着他的动作发出令人牙酸的“嘎吱”呻吟。床铺光秃秃的，只有一层薄薄的、布满可疑污渍的旧棉絮，散发着一股浓重的霉味和前面不知多少任主人留下的体味。
他小心翼翼地把包袱放在角落，不敢完全展开。环顾四周，这就是他未来不知多久的“家”？娘花村低矮但干净的土屋，散发着阳光味道的棉被，阿妈在灶台边忙碌的身影……强烈的对比让他的胃部一阵紧缩。他赶紧掏出阿妈塞在包袱里的油纸包，里面硬邦邦的杂粮饼还带着一丝微弱的家乡气息。他用力吸了一口，才勉强压住翻涌上来的酸涩和恐慌。
楼下传来黄干事尖利的哨声和催促的吼叫。阿娣不敢耽搁，赶紧爬下床。其他新人也手忙脚乱地放下东西，跟着人群涌向楼下。
医务室在厂区角落一栋更小的平房里。一股浓烈的消毒水味试图掩盖其他气味，却徒劳无功。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和护士面无表情，动作机械而高效。量身高体重时冰冷的刻度尺硌着阿娣的头皮；测视力时刺眼的灯光让他眼前发花；听诊器金属头的寒意透过薄薄的工装贴在他的胸口，让他忍不住瑟缩了一下。
最让他难堪的是抽血和胸透。穿着白大褂的护士像对待流水线上的零件，粗鲁地撸起他的袖子，消毒棉球冰凉地擦过皮肤，针头毫不犹豫地扎进去。阿娣看着自己暗红的血液被缓缓吸进细长的玻璃管，一种被“取走”了什么的不安感油然而生。胸透室那巨大的、冰冷的机器更是让他心生恐惧，他僵硬地按照指示贴上去，冰冷的金属面板硌着他的肋骨，仿佛要把他压扁、看透。机器启动时低沉的嗡鸣和指示灯闪烁的红光，让他感觉自己像一头待宰的牲口在接受检查，只为确认这具躯体能承受多大强度的压榨。
“好了，下一个！快点！”护士不耐烦地催促着，声音在充满消毒水味的空间里回荡，毫无温度。
体检结束，又是排队登记、领工卡、拍一张表情僵硬的黑白工牌照片。工卡是硬塑料的，上面印着他的名字、工号和一张呆滞的脸。捏着这张小小的卡片，阿娣感觉它比娘花村的泥土还要沉重。这就是他在这座钢铁森林里的身份证明，一个可以被随时替代的、冰冷的数字。
折腾了大半天，直到傍晚，他们才被带回宿舍，每人领到了两套灰扑扑的工装和一床薄得像纸、散发着刺鼻化工味道的新被褥。那工装布料粗糙僵硬，颜色沉闷，穿在身上像套了个灰扑扑的壳子。
宿舍里，先来的工友已经“活”了过来。煮面的两个男人吸溜着面条，精瘦的汉子醒了，正叼着烟卷和一个刚回来的、染着黄头发的年轻人用阿娣听不懂的方言大声说笑。烟雾缭绕中，他们的目光肆无忌惮地在新来的几个人身上扫视，带着审视和一丝不易察觉的轻蔑。看到阿娣抱着新被褥爬上那个吱呀作响的上铺，黄毛青年嗤笑一声，用蹩脚的普通话大声问：“喂，新来的，哪疙瘩的？叫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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