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值班室，刚交完班，你说。”
秦峰把音频传过去，等了五分钟，那边才回话，声音有点哑：“我听到了……这不是机器，是习惯。”
许嵩挂了电话，没再多说。
但他没睡。
他在医院走廊尽头的休息区坐下，借着应急灯的微光，打开手机备忘录，开始写旋律草稿。
他把心跳监测仪的节奏叠进老胶片摩擦声里，加入一点风穿过空厅的回响，甚至模拟了观众席上窸窣的私语。
他记得奶奶说过，她年轻时最爱坐第七排中间，因为那里视线最好，而且离出口近，“万一孩子哭闹好溜出去”。
他给这首曲子起名：《第七排中间》。
“那里坐着我奶奶，”他在文件备注里写道，“她总在《地道战》开始前捏紧我的手。”
与此同时，于佳佳也收到了消息。
她正在民政口跑一项边缘试点政策，听到“老影院”三个字时，眼睛倏地亮了。
这种事，光靠数据打不赢，得打人心仗。
她立刻联系三家退休职工协会，找到三位曾在该影院度过青春岁月的女工，请她们做了一段口述实录。
没有提建筑结构，不说文化价值，只讲一件事：每场电影散场后，她们如何在雪地里合唱《我们的明天比蜜甜》，歌声顺着通风管道传到楼上托儿所，孩子们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那时候穷，可我们觉得日子有奔头。”一位老太太笑着说，眼里闪着光。
审批会上，果然有人反对：“情绪不能当法规，这是临时保护令，不是写散文。”
于佳佳站起身，语气平静却不容置疑：“当年建这栋楼的时候，图纸上有‘温情’两个字吗？可它存在了四十年。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论证它值不值得留，而是承认——有些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它一直在。”
会议室安静了几秒。
最终，临时保护令获批，有效期三个月。
而在城市另一端，周师傅接到秦峰电话时，正蹲在修缮队仓库门口啃馒头。
他听完情况，没多问，只说了句：“明天我去看看。”
他不知道的是，那栋老影院的顶棚木梁，已有四十多年未曾承重；也不知道，在剥落的墙皮之下，藏着层层叠叠的刻痕——那是不同年代的观众，用钥匙、硬币、指甲，一笔一划留下的名字与誓言。
风还没走完。
有些话，还没说完。
周师傅带着两个徒弟进了影院，脚下的水泥地裂了口子，像干涸的河床。
他没打灯，只靠一束头灯照亮前方。
空气里浮着木头腐烂和胶片霉变混合的气味，沉得压人。
他仰头看顶棚，木梁横贯而过，漆黑如炭，表面布满虫蛀斑点，可结构依旧完整。
“上。”他简短地说。
徒弟架梯子，踩上去试探性地敲了三下主梁。
声音清亮，回响悠长。
周师傅眯起眼，伸手摸了一把梁底，指尖沾到一层灰，再仔细搓了搓——没有松动颗粒，木质仍有韧性。
“还能撑十年。”他低声说，像是自言自语，又像在对这栋楼说话。
他们顺着侧廊往里走，墙皮剥落处露出层层叠叠的刻痕。
有“王建军爱李红梅 1985.7.1”，有歪歪扭扭的“小虎看《少林寺》”，还有用刀尖划出的五角星。
深浅不一，方向交错，像树的年轮，一圈圈记着不同的春天。
徒弟掏出激光测距仪准备扫描，被他一把按住手。
“收起来。”
“师傅？这不是您说的‘精准记录’吗？”
“机器能告诉你多深，但不会告诉你哪一道是孩子第一次自己刻的。”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些，“也不会知道，有人刻完名字后，再也没见过那个人。”
他从工具包里取出素描本和铅笔，递给徒弟：“用手画。位置、走向、深浅，全都照原样描下来。错一笔，就是抹掉一段日子。”
徒弟迟疑了一下，低头开始画。
笔尖蹭在纸上，沙沙作响，竟和墙体传来的微震隐隐合拍。
周师傅独自走到舞台前。
幕布只剩半截悬在横杆上，焦黄破败，边缘卷曲。
他站定，久久不动。
“留这块布，”他忽然开口，声音不大，却压住了四周的寂静，“哪怕只剩一角——有些黑，是眼泪滴过的地方。”
没人问他怎么知道。
他自己也没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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