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由于军队和官僚队伍大量冗余，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支出。
一方面，科举制度，让官僚地主阶级取代了门阀士族，但是，这种进步也不能说是一个什么好事。
只能说是刚送走了恶虎，便又来了群狼。
还是同样的味道，同样的培养，地方的官吏与当地的地主、豪民沆瀣一气，将那瞒报土地，逃避赋税的事，又重新做了一遍。
于是乎，一边是官员、豪民欲壑难平，一边大量的流民成兵。
然，又是一个“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令百官饶是一个个有恃无恐的作妖。
这活干得好，我只管在前面一路的侵地盈利，自有朝廷在后面帮着负责善后买单。
这钱挣的！跟地上白捡的一样啊！那叫一个不要白不要，要了也白要，白要他妈谁不要？
如此，便是两下一个合作愉快，将那一个何乐而不为的涛声依旧？
但是，他们这样是快活了，然，国家就很惨了。
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一片的大好河山，万顷的良田，却是一个“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的手不上税来。
但是，税收不上来是你自己的事。养那么多官，那么多兵的钱，你还的一大子的不能少！
怎么办？
宋那会儿，我不知道，不过，就现在人分析的结论是，国家财政上的危机，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支出和收入之间的失衡。
现在有现在的解决方式，然，宋，也有宋的解决方式。
财政空虚？不能够！
想不空虚？那就玩了命的搜刮呗。
于是乎，纳税户除按规定的数量纳税外，又被加上了那“支移”和“折变”的两项。而且，这新来的两项且不在税手之中。属于税收的附加。
那位问了，什么是“支移”和“折变”？
“支移”是，你用物品交税的话，官府可不负责运输，交税的就得负责一路运输费用。
自己不能运输？好办！折算成钱！交了钱，我帮你运输。于是乎， 就有了这“折变”。
不过，无论是“支移”和“折变”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基本上都是地方官府说了算。这就没办法说了，那叫一个想要多少就要多少啊。
更甚之，除两税外，还有“丁口赋”和各种各样的“杂变税”。另外还要服徭役和差役。也就是不给钱的，无偿负责官府基层工作的“志愿者”。
不给钱能行？
徭役不好说，就是些个自带粮草的牛马，干些个卖大力丸的活，倒是一个能躲就躲。
但是，差役，就不一样了。那是要负责管理地方基层行政事务的。如皂隶、快手、捕役这些个职役。
所以，花了钱也要抢着干。
但是，既然是作为地方无偿使用，又负责一些具体行政事务的“志愿者”，你就的给他们一些相应的执法权。
你都无偿使用了，那就不要怪这些个“志愿者”用手里些许的执法权，去捞些个“吃完原告吃被告”的外快。
于是乎，这些个“志愿者”平白无故的外快，更是与无辜的平民百姓，又是一个雪上加霜。
这就导致了北宋看似歌舞升平，繁花似锦。看上去一个豪民之富可敌国，然，政府却是个积贫积弱。
这种情况并不止这徽宗一朝才有的。要不然也不会有文人士绅口中，那范仲淹的“欺罔擅权”、“怀奸不忠”，也不会有介甫先生的“安石之乱”。
不过，定下个史书上一个“安石之法乱天下”算是客气的了，要不是皇帝看的紧，你看这帮士绅弄不弄死他就得了。
那位说了，哪有那么严重？
哦？你看看商鞅吧。
那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倒霉蛋死的就很惨。
尽管如此，那“熙宁变法”的王安石，亦是背负“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好几百年骂名。
再看看那个王安石的继承者，蔡京吧，这货到现在还在被黑，且还是众口一词的黑了近一千年。
诶？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蔡京？那是个已经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奸臣！你怎么能说他的好？
哇，说的好有道理。
好像那帮士绅阶层放高利贷、侵地、倒卖国家稀缺资源、贪污军饷、滥收税赋都不违法一样。
上面的哪一项，单拎出来，无论放在那个朝代，各个都是个祸国殃民罪过。宋之民穷，兵弱，财匮，那是士大夫们集体性的无耻行为导致的。
而且，那吃相，基本是个没眼看。
一个靠“田”吃饭的国家，最后活生生的被这帮人把“田”玩成了一个最大的“负担开销”。
别说宋代，就看看现代一些国家的做法就会明白：如果一个国本基础不能得到很好的维护，那么民生问题就真的具有很大的杀伤力了。
蔡京？虽算不得什么好人，然也有“崇宁初，蔡京当国，置居养院、安济院……三年，又置漏泽园”留名《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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