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秘书长的调研如同一把精准的手术刀，划开了四九城工业系统表面的平静，也切开了积弊与新生力量交织的肌理。
他离开时，没有对市委做任何具体指示，只是意味深长地拍了拍王建军的肩膀：
“建军同志，放手去干，但要干得漂亮。”
这句话，经由市委孙副书记之口，在极小范围内传达，其分量重若千钧。
副秘书长的调研报告与随后王建军的破格晋升，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其速度与力度远超外界想象。
首先是“秋风”行动的彻底收网与升级。
之前因“风声紧”而蛰伏的胡副主任及其关联网络，本以为躲过一劫，却在调研组离开后的第三天，遭遇了精准打击。
这一次，不再是市纪委和公安局的单线作战。
来自更高层纪检部门的专案组直接介入，与市里力量合并，以调研组秘密收集、以及王建军通过“适当渠道”放出的线索为基础，结合前期固定的铁证，发起总攻。
行动代号“春雷”。
胡副主任在办公室被带走时，面如死灰，他没想到上面的刀会落得这么快、这么准。
他背后的“白手套”——永丰贸易的负责人，在试图从特区离境时被边防扣下。
与此同时，冀北那边几个曾“意外失踪”的关键人物，也被异地用警力量秘密控制。
一条涉及原料垄断、伪劣产品产销、利益输送乃至试图影响地方政策的灰色链条，被连根拔起。
此案日后成为经济领域反腐的经典案例，其查处过程被反复提及的一个特点就是：
在舆论反扑最激烈时，顶住压力，深挖证据，最终依靠更高层面的决断力实现雷霆一击。
王建军“钝刀子割肉，让其内部生乱”的策略，在更高层级的铁腕下，演变成了“快刀斩乱麻”。
其次是“试验区”构想从蓝图加速走向现实。
副市长的头衔，赋予了王建军更大的协调权和资源调配能力。
他不再仅仅以经委主任的身份推动，而是以市领导的身份，牵头成立“四九城新技术研究与产业孵化试验区筹备领导小组”。
自任组长，各相关委办局、高校、研究所主要负责人为成员。
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就在西郊筹备处召开，颇具象征意义。
会上，王建军展示了经过完善的《试验区建设方案（草案）》。
方案不再仅仅是理念和方向，而是有了清晰的时间表、路线图和责任分工：
核心区： 以西郊筹备处及周边规划土地为基础，建设“微电子与计算机技术研发孵化基地”。
拓展区： 联动市区内几家有条件的大型国企（如红星轧钢厂改造后的精密制造分厂）、机床厂、无线电元件厂等，作为新技术中试和产业化基地。
政策包： 他提出了包括税收优惠、土地使用、人才引进（解决户口、住房）、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等一系列大胆的试行政策建议。
· 资金池： 除了积极申请国家科委、计委的专项经费。
他更提出尝试设立“市新技术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吸引社会资金和海外资金（通过娄振华等渠道）参与。
方案在小组内引起了激烈讨论，但有了副秘书长的背书和王建军现在的职位，反对的声音变得微弱，更多的是对具体条款的完善建议。
会议决定，尽快形成正式报告，提交市委常委会和市政府常务会审议，并积极向国家相关部委汇报，争取成为国家级试点。
第三是王家内部，因王建军职位变动而产生的微妙调整与凝聚。
王援朝来信报平安，字里行间透着带兵的干劲和边境的紧张气息。
王建军的晋升消息传到前线，无疑给了这位年轻的合成营营长更大的底气。
王皓文身上的担子更重了。
父亲成为副市长，主管工业科技，西郊筹备处从“秘密技术据点”一跃成为未来“试验区”的核心引擎。
他作为技术骨干和父亲信任的纽带，压力与动力并存。
他开始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管理协调能力，在郑教授的指导下，尝试带领更小的技术小组攻坚具体模块。
聂文君在纺织厂财务科长的位置上，更加谨言慎行。
丈夫位高权重，她深知有多少双眼睛盯着这个家。
她悄悄加强了对家庭账目的管理，对儿女的管教也更为严格，反复告诫王皓轩他们要低调。
王建国、王爱国等兄弟，在各自岗位上更加踏实本分。
他们明白，老二（二哥）爬得越高，王家这棵大树越需要扎得深的根和繁茂的枝叶来支撑，而他们就是那些根与叶。
王爱佳在市财政局，则开始更有意识地为“试验区”可能涉及的财政创新政策寻找法规依据和可行路径。
聂文娟在政法系统，嗅觉敏锐地关注着与“春雷”案相关的司法进程，并从专业角度提醒王建军某些政策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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