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说部队正在边境一线进行“适应性训练和构筑工事”，一切安好，勿念。
但字里行间那股绷紧的气息，王建军读得出来。
算算时间，距离那个历史性的时刻，只剩下两个多月了。
他提起笔，又放下。
这个时候，任何信件都不妥当。
他只能相信，自己当年对王援朝的引导，以及这些年潜移默化通过家信传递的一些“闲聊”，能多少起到作用。
这是无法言说的牵挂，只能在深夜化为一声叹息。
调研在五号上午准时开始。
带队的是国家经委企业改革局一位姓李的副局长，五十多岁，面容清癯，眼神锐利如鹰。
随行人员中，除了干部，还有两位戴着眼镜、一看就是学者的专家。
流程与计委调研相似，但更深入、更尖锐。
李副局长很少表态，只是不断提问，问题直指核心：
“你们这个协作，有没有改变企业的所有制性质？”
“没有。各厂仍是独立核算的国营企业。”
“利润如何分配？
如果协作厂用你们支持的技术，生产产品卖给了别人，怎么算？”
“目前以定向采购和优惠价格体现。
长期看，我们建议建立基于技术贡献的利润分成机制，这需要政策突破。”
“你们重奖技术人员，和现行的八级工资制如何衔接？
会不会造成新的不平衡？”
“我们奖励的是‘突出贡献’，是工资制度外的补充。
目的是鼓励‘拔尖’，最终带动整体技术水平提升，这符合按劳分配原则。”
王建军回答得不卑不亢，既有原则性，也有灵活性。
当李副局长问到“如果推广，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时，王建军沉思片刻，给出了深思熟虑的答案：
“一是思想观念。
要打破‘大而全、小而全’和‘技术壁垒’的传统思维。
二是政策配套。
需要明确跨厂技术协作的资金来源、成果归属、人员激励等具体问题的政策依据。
三是利益协调。
如何建立公平、透明、可持续的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机制，是关键。”
李副局长听完，未置可否，只是示意继续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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