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高考时间的临近。
十一月的四九城，像一锅将沸未沸的水。
人民书店门口天不亮就排起了长队。
裹着旧军大衣的知青、穿着工装的中年人、十几岁的学生。
队伍从门口一直排到胡同口，又拐了个弯。
“同志，还有《数理化自学丛书》吗？”队伍中间的中年人往前探身。
“没了没了，昨天就抢光了！”
售货员头也不抬：“就剩下几本语文复习资料，要的赶紧！”
“同志，真……真的没有了吗？”
排在后面的年轻姑娘突然蹲在地上哭起来。
她是六八届知青，刚从北大荒回来。
听说恢复高考，连夜坐火车赶回四九城，还是晚了一步。
图书馆的情况更紧张。
阅览室座无虚席，走廊过道都摆着小马扎。
有人趴在窗台上抄书，有人蹲在墙角默背。
管理员不得不规定每人限借两小时。
“大家体谅体谅，后面还有好多人等着呢！”管理员嗓子都喊哑了。
南锣鼓巷大院里。
这些年的光景也变了模样。
秦淮茹和傻柱最终还是结了婚，凑在一起过了日子。
只是这日子，过得拧巴。
始终带着秦淮茹那份深植于匮乏年代的算计与不安稳。
秦淮茹心里那本账，从来没合上过。
她最怕的，就是傻柱有了自个儿的亲骨肉。
那她带来的棒梗、小当、槐花三个孩子，在这个家就真成了“外姓人”。
更别提傻柱那点工资家底了。
思来想去，她一咬牙，瞒着所有人去医院做了手术。
彻底绝了再生育的念头。
等傻柱后来从别处风闻这事儿，如遭雷击。
两口子为此闹得天翻地覆，险些散了伙。
傻柱觉得心寒，自己掏心掏肺对这个家，换来的却是这般防备和算计。
这事儿成了家里一根深埋的刺。
最后还是秦淮茹，几乎是强按着三个孩子的头，逼着他们改了姓“何”。
在她看来，这是唯一能拴住傻柱、给这个家一个“完整”名分的法子。
棒梗那时已经是个半大小子，心里憋着火，觉得丢人。
为此没少跟傻柱顶牛甩脸子，觉得是这个“后爹”逼得他们连本姓都保不住。
小当和槐花年纪小些。
虽然依着母亲改了姓，但小当骨子里那份遗传自秦淮茹的算计和凉薄。
槐花又是个没主见的。
再加上傻柱对标王建军的养法……把槐花和小当给养歪了。
在哥哥姐姐耳濡目染之下，都让她们对这个“何”字缺乏真正的归属感。
傻柱心里也憋屈，可看着木已成舟的家。
看着秦淮茹哭天抹泪说都是为了孩子，他也是心中有气无处发。
这些年里，经过那些事儿后，他那股混不吝的脾气，磨平了不少。
加上轧钢厂效益越来越好，他这食堂大师傅的职位稳当，收入也还行。
于是也懒得再折腾，只是心里那股热乎气儿，终究是淡了。
他依然上班下班，挣钱养家，对这个家尽着责任。
但更多时候是沉默的，任劳任怨里透着一丝认命般的疏离。
日子就这么磕磕绊绊地过。
按政策，棒梗作为老大，到了年纪还是得下乡，去了陕北。
那几年，家里的重担几乎全落在傻柱肩上。
秦淮茹一边心疼儿子在乡下吃苦，一边又庆幸小当是姑娘。
最后还是她软磨硬泡着傻柱，后者这才千方百计帮小当找了个活儿留在了城里。
小当在这种环境里长大，耳濡目染，越发显得精明外露，懂得为自己打算。
槐花年纪最小，又赶上家里条件稍微好点的时候，被惯得有些娇气，心思活络却吃不得苦。
所以，当恢复高考的消息像春雷一样炸开时。
这个表面平静、内里却始终绷着一根弦的家，顿时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秦淮茹第一反应就是死死按住棒梗，说什么也不让他报名。
虽然她心疼儿子，但棒梗这些年来是个什么样她也清楚。
“妈，我就去试试，万一考上了呢？”棒梗扒着门缝喊。
他在陕北风霜里滚了几年。
回城后在街道纸盒厂干着没什么指望的临时工，心里那股不甘和屈辱日夜灼烧。
他觉得这是老天爷给的最后一根稻草。
“试什么试？”
秦淮茹背靠着门板，声音又急又硬，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
“你都二十多岁了！
还当自己是小年轻呢？
跟那些十七八的娃娃挤一个考场，你脸上挂得住？
再说，你初中都没正经念完，在乡下那几年早荒废了！
你拿什么跟人争？”
“我可以学！我拼了命学！”
棒梗眼睛红了。
“学？钱呢？时间呢？”秦淮茹一句句砸过来，现实得残酷：
“不上班，工资谁发？买书的钱从哪儿出？
等你考不上，纸盒厂那临时工的位置还能给你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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