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主动“居家待罪”大为地出乎一个人的意料，这人正是当今天子赵顼。在年轻的赵顼看来，我不过就是想让你们这些宰辅大臣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我并没有要因此而治罪于谁的意思，况且我这样做不是正代表我对宰执集团的充分信任吗？可王大宰相你居然就此准备撂挑子不干了！
如今的赵顼如今早就不是什么毛头少年了，亢瑛的这份奏疏只要稍加分析就能看出这是一场政治阴谋，这亢瑛的背后绝对有大鱼在使坏支招。为此，赵顼根本没有理会亢瑛给他提出的那些诸如罢黜以王安石为首的宰执集团的建议，不管是司马光还是太皇太后曹氏他也都不准备去探问，他甚至都不想去查证亢瑛在弹劾奏疏里所提到的那些所谓的民间童谣是否真的存在，他现在只想平息王安石内心的怒火与委屈。
见皇帝陛下迟迟都没有要罢免王安石的意思，保守派知道这次行动铁定又是没戏了，于是他们立马转换了风向开始丢卒保车。参知政事冯京奏请赵顼一定要严惩亢瑛，他说这个亢瑛简直就是在胡说八道且太不知道天高地厚，所以应该对其予以重罚，为此他建议将亢瑛发配到岭南的英州去接受编管。赵顼当即表示同意，但他在此基础上又加了一道御批：令刺配英州牢城！
亢瑛就这样成了一个可悲的牺牲品，他不但被发配英州，而且还被黥面并戴着枷锁赶往发配之地。赵顼如此具有诚意的举动也让王安石甚是感动，虽然敌对势力的这一支冷箭让他很受伤，可他还是在亢瑛出京的次日又回到了中书省继续上班。
要不怎么说王安石天真且善良，这种事换了别人一定会想尽办法将亢瑛背后的黑恶势力给揪出来暴打一顿，但王安石却将此事就此翻篇，似乎这事从来就没有发生过。政治斗争很多时候都是你死我活，过于仁慈的人往往都会死得很惨，但王安石偏偏没有领悟到这些。不过，反过来说，如果他真的是那种人，那么他也就不是王安石，而是应该改名叫王钦若。
躲过一劫的王安石很快又将自己投入到了新的挑战之中，他一面在为即将推出的市易法和保马法而殚精竭虑，另一面还得为王韶的边事而继续与文彦博等人在赵顼面前好一番唇枪舌剑。除此之外，帝国的日常政务他一件也不能落下，陕西方面对西夏的防备他也得时时关注，各种新法在施行过程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和阻碍他也得亲自过问和处理，变法派内部的各种矛盾他也得想法化解。老实说，这样的日子真的不是一个正常人能够过得下去的。
王安石也是人，不是神，更不具有钢铁之身。公元1072年5月，就在宋朝的君臣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并决定对木征用兵之后，王安石突然向赵顼上疏请求罢相外放到江南为官且态度无比坚决，赵顼当然不肯同意，双方为此反复纠缠和理论了长达两个月之久。
我们前面提到过王安石在整个变法运动开始后几乎都在无时不刻地面临着来自于诸多方面的挑战和考验，这里面包括变法本身所遇到的挑战，也包括来自于保守派的明枪暗箭，更有官场和民间的各种攻讦诽谤和流言蜚语，甚至还包括因为被人蛊惑而对他的为人以及变法初衷而产生怀疑的皇帝。可以说，王安石几乎是在以一人之力抗衡大半个天下，纵观古今无数的国之宰辅，很难找出第二个像王安石这般身心俱疲的人。
在事关国家改革这种大事上面，王安石可以说是在孤军奋战，他没有可以倚重或是依靠的盟友。赵顼只能说算得上是半个盟友，而且他所提供的支持仅限于在政治领域，况且这半个盟友还时常被他人的言语所蛊惑继而对变法改革的决心产生动摇。至于追随者，王安石的身后倒是不缺乏这么一批人，可正如前面所言，无论是章惇还是吕惠卿抑或曾布这等将来在朝堂上呼风唤雨的人物此时都还是政治幼崽，眼下的大风大浪王安石只能一人独扛。
商鞅得益于秦孝公的支持，所以他几乎是以君王的身份在施行改革，但王安石却必须经常性地与赵顼进行辩论或劝导，因为只要他稍不注意，赵顼就会被保守大臣给带到沟里去。张居正改革时，他的权力绝对在王安石之上，而且当时的李太后和万历小皇帝基本上不怎么管事，他的身边还有大太监冯保为他保驾护航。对比之下，王安石与这二人有可比性吗？如果把商鞅和张居正放到此时的宋朝，估计他俩还未必能像王安石这样挺这么久。
我们说这些是何意？无他，只是想道出一个之前已经提及的事实，身心俱疲的王安石其请辞之举确实不是在故作姿态，他是真的想好好地歇一歇。不过，王安石的这次主动求罢也并非是完全没有任何外界因素的刺激，可以说他长期积累的压力和情绪正是被一事件给彻底激发了，所以他才无法抑制地爆发了一回。
这件事仍然是与王韶有关。
本来征讨木征一事已是板上钉钉，而且王韶也在全力准备出兵的各项事宜，但就在这个时候保守派却不顾国家大义非要将党派之争以及个人意气之争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当然，在这些人看来他们这样做远不能上升到损害国家利益的层面，他们如此所为完全是在为国除奸，是在践行正义和道德的准则，所以他们何错之有？说来这也是人类的一种永远都没法根除的劣根和悲哀，哪怕是在与异族敌寇进行生死较量时，内斗的戏码也总是层出不穷，而且斗争的双方还都能给自己找出一个正大光明且连自己都会被感动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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