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司马光的离去，苏轼自然而然地接过他的衣钵继续在京城里高举反对新法、反对王安石的大旗。这对苏轼来说根本毫无压力，因为他早就加入到了这场战斗中，他此前不但公开斥责新法和新党，就连不久前刚刚致仕的曾公亮都没能逃脱他的“审判”。不过，苏大才子的做法很鸡贼，他是在曾公亮从宰相之位上退下来之后去“审问”曾公亮：“王安石及其新法祸乱国家和百姓，你身为宰相怎么就不能好好管一管？”
曾公亮也算得上是一个好脾气，面对苏轼这么一个“狂生”的质问，他叹息道：“当今陛下与王安石穿的是同一条裤子，你说我能怎么办？” （上与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
过完了嘴瘾，苏轼只得扭头走人。但是，此时不过才三十三岁的苏轼正当人生的风华正茂时，他的战斗欲望可不会因此而减弱半分，于是他继续作，哪怕新党的人现在已经开始将他视为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眼中钉。
在司马光之后，另一个离开京城的大人物就是宰相陈升之。自打与王安石生隙之后，陈升之就开始了“主动居家隔离”以至闭门不出，而他这次离京的理由更是正大光明——他的妈妈过世了，他得回老家去丁忧。
陈升之这一走，王安石的宰相之路再也无可逃避，放眼天下朝臣，也再找不到哪一个来给他当挡箭牌了。韩琦？第一个不同意的人就是王安石。文彦博？王安石的老前辈、老首长，更是对其有着知遇和提携之恩的大恩人，可以说王安石早期的声名就是有赖于文彦博在京城里为其不吝造势，但此时的文彦博想必会觉得自己当初有些眼瞎，而王安石也会觉得还是让文彦博待在枢密院里更为合适，再说文彦博也绝不可能甘心给王安石当挡箭牌。
左右思量之下，王安石被迫勉为其难地接受了赵顼下发的一道任命： 以参知政事韩绛为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参知政事王安石为礼部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翰林学士承旨王珪升任参知政事。
从这份诏命里可以看出韩绛乃是首相，但他这个首相其实也是象征性的，况且他此时已经远赴西北担任陕西、河东两路宣抚使，坐镇京师的王安石在名义上虽是次相，但实际上他才是大权在握的首相。反对派里的那些凡是敢于站出来跟新法作对的人或贬或走，而自己身后的队伍却是越发壮大，况且自己如今也名正言顺地开始以宰相的身份领导此次变法，自此王安石的眼前可谓是一片坦途。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既是如此，那他王安石又还有什么理由不策马狂奔呢？
这年十二月，在自己正式拜相之前，王安石又推出了一项新法——保甲法，而在他拜相十天后，另一项新法、也是继青苗法后又一项让保守派为之而集体抓狂和愤怒的法案正式出台——免役法。
我们首先来说这个保甲法。 王安石在出台这个法案的时候就明确表明了推行此法的用意：先王以农为兵，今欲公私财用不匮，为宗社长久计，当罢募兵，用民兵。简单说就是，如今国库紧缺，而大量禁军的存在又在严重耗费国家的财政，所以国家要推行保甲法以减少禁军的数量乃至于今后要以此取代宋朝当下的募兵制度。
保甲法所施行的地区仅限于农村，主要的内容就是：每十户人家为一保，设保长一名，每五十户人家为一大保，设大保长一名，每十个大保（五百户人家）为一都保，设正副都保正一名。每户人家凡有两个及以上的男丁便需出一人为保丁。另外，每天晚上每一大保需要有一个五人小分队负责轮流巡视乡里，其职责就是维护境域内的治安。当然，这些保丁们是没有政府编制和工资的，纯属义务劳动。除此之外，每年的农闲时节他们还会被各位大小保长组织起来进行军事操练。
如果说均输法是在针对商人，青苗法是在针对地主和城市里的富人，那么这个保甲法可谓是专门为广大的农业工作者而量身定制的一项法案。
王安石推行这个法案的用意我们已经说了，他站在国家和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希望可以通过保甲法来维护社会稳定，同时提升宋朝老百姓的全民军事素养和战斗技能，如此便可在战时为宋朝提供强大的后备兵源，一旦遭遇大型战事更是可以让这些人迅速投入战场并来之即战。这一点有点类似于游牧民族的特性，牧民们平日里都牧马放羊，一旦遇到可汗的征调令则拿起弓箭和弯刀骑上战马便成为了战士。 最关键的是，相比花费巨额金钱去养活数以百万计的军队，施行保甲法的成本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假以时日，如果通过此举真的能够把当前的军队数量给控制下去，那么宋朝的财政状况将随之而巨变。简而言之，保甲法虽不能为国生财却能为国省财，甚至可以一举解决困扰宋朝最大的财政问题——冗兵和军费，这其实就是在间接性地为国省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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