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用反对派的话来说，王安石推出的这个均输法简直就是极其可耻地在与民争利，是在扼杀百姓的生路。这种说法对不对暂且不论，但请恕我直言，如果你是商贾集团的一份子或是其代理人或保护伞，那么你也会对王安石恨之入骨，这一切其实就看你个人的屁股是坐在哪一头。
均输法实施后的次月，反对派开始集体向新法发难，首先跳出来的就是言官集团里的那帮御史。
侍御史刘琦、监察御史里行钱顗（yǐ）等人向赵顼上奏，他们直言薛向乃逐利之小人，如果任由其恣意妄为，那么即便宋朝的国库能够得到充实却也是在侵夺民间商贾的利益，如此一来就是在毁坏宋朝繁荣的根基——商业。
紧接着，本属于新法集团内部成员的苏辙也出面表示反对均输法。他认为均输法是在买贱卖贵，商人行此所为乃天经地义，但国家这样做就是不要脸，是在与民争利，这样下去迟早会祸害民生继而导致自由商业陷入凋敝。
当弟弟的苏辙登场之后，此时已经升任东京开封府推官的兄长苏轼也紧跟苏辙的步伐和节奏上疏反对新法，他说新法固然有可取之处，但如此一来却断了大商户的财路乃至是生存命脉，这对于自由商业竞争的影响近乎是毁灭性的。苏轼认为王安石这种开办国有企业以代替民间商业贸易的行为堪称“古往今来，未曾闻也”。
苏轼不愧是大才子，但也着实太过直白，别的反对者都知道用“与民争利”来充当挡箭牌，他则直接说出了此法案的受害者其实就是商人集团。
聪明人其实何止苏轼一人，朝廷里的这些官员哪一个不知道这其中的玄机，他们反对新法的用意和动机也是人尽皆知。至于天子赵顼，他也不傻，他为什么要变法？就是为了充实国库，所以说赵顼能够听得进这些反对者的絮叨吗？
为表对新法的支持，赵顼特意赋予了薛向可自主选聘下属各级官吏的权力，另外还加官薛向为天章阁待制并赐薛向一份亲笔手诏。诏书云： “政事之先，理财为急。故朕托卿以东南赋入，皆得消息盈虚，翕张敛散之。而卿忠识内固，能倡举职业，导扬朕意，底于成绩，朕甚嘉之。前览奏，且虑流言致惑，朕心非石，岂易转也。卿其济之以强，终之不倦，以称朕意。”
如此可见，赵顼对新法以及薛向的力挺可谓是坚如磐石。即便如此，向来以善于也敢于违逆上意而着称的宋朝言官们还是一个接一个地往赵顼的枪口上撞。之前最先站出来反对新法的御史刘琦和钱顗因为赵顼的拒绝纳谏转而上疏弹劾王安石妄行法度祸乱国家，除了对王安石各种贬损和指责外，他俩还将陈升之以及宰相曾公亮、参知政事赵拚一并给捆绑弹劾，他们说这三人都跟王安石乃一丘之貉都该被罢免以谢天下。
王安石哪能受得了这鸟气？他建议赵顼将这两个已经因为愤怒而口不择言的人一并罢免外放。
事情到了这个份上，新法开始实施后一直躲在角落里看戏的司马光这时候跳了出来，他说这二人虽然嘴上确实有失言之处，但还请赵顼念在其忠直的份上对此二人网开一面。不过，赵顼最后还是选择了为他的宰相集团出口恶气：刘琦被贬为监处州盐酒务，钱顗被贬为监衢州盐税。
一旦言官集团和宰执集团开战到这种地步，下面的故事情节几乎都是千篇一律，那便是一个言官倒下了，另一个接着又站起来了，下面要登场露脸的这位便是范仲淹的二公子、同知谏院范纯仁。
自打从陕西转运副使任上调京担任言官以来，范纯仁就对新法集团颇有微词。当他回京之后，赵顼在第一时间便召见了他并向他询问陕西的战备情况如何，但范纯仁的回答却让赵顼相当困惑。
他说：“城郭粗全，甲兵粗修，粮储粗备。”
一句话，陕西那边的情况不好也不坏，一切都马马虎虎。赵顼愕然，再问道：“以爱卿之才怎么就只能说出个马马虎虎？你这个马马虎虎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范纯仁无奈之下只好解释道：“臣之所见就是如此，那边的情况确实不好也不坏，只能说勉强凑合。臣愿陛下别老是去在意边关上的事务，陛下若是如此，那么边关的守臣和守将指不定会为了邀功而生出什么事端，这样反而会给国家带来祸患。”
范纯仁此话真乃高见也！照他的说法，只要赵顼把头埋进沙子里，那么边关就能长治久安。此等高见，夫复何言？
除此之外，范纯仁对赵顼继位以来总是向各级官员咨询治国之道也是满腹牢骚。他说：“小人之言若是陛下予以采纳必然累及国家，因为这些人都是目光短浅之辈，这些人知小忘大，贪近昧远，望陛下深察！”
这等指桑骂槐的说辞相信只要是个人都能听得懂范纯仁在说谁，可他不但要抨击他嘴里所谓的小人，宰相富弼在他眼里也是个不称职的家伙。他说：“富弼乃三朝元老，当以天下为己任，可这人太爱惜自己的羽毛，他把自己的利益看得远胜过国家，到头来反而会害己又误国。我家与富弼家两代交厚，况且我又是言官，所以不便在私下里对其进行规劝，愿陛下将我的奏疏公示于众以让富弼躬身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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