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介临死之前，心性醇厚又善良的乖乖皇帝赵顼亲自去探视并为之而流涕不止，在其死后，赵顼更是亲自前往祭奠。不过，这时候也没有任何人敢说唐介之死是王安石造成的，毕竟一个人因为心胸狭隘容不得他人有异见而最终致死是怨不得别人的，要不然吵架和斗嘴这类事也就成了刑事案件了。
唐介这一死让中书省的各位大佬们都不禁心肝乱颤，看来跟王安石斗嘴是有生命危险的，为了保住各自的这条老命，再加上和王安石吵了也是白吵，这些老家伙便都选择了沉默是金，王安石在中书省的日子也就耳根清净了不少。然而，这憋屈的日子确实不好受，与其被人说是尸位素餐，还不如另外寻个体面的活法。
于是乎，这些名义上的帝国大佬们就纷纷选择或是被迫开始了各自的生存之道：首相富弼说自己足疾又犯了，所以向赵顼请了个长假每天就在家里蹲着；次相曾公亮更彻底，他请求告老还乡直接退休回福建安享晚年；参知政事赵拚虽然一直挺着，可奈何他在中书省既没威望又没有皇帝的专宠，所以即便是日常的一些事务他也应付和忙活不下来，可整个宰相班子每天的例行差事他是一件也不能落下，也就是说本来之前是五个人干的活儿被他一人全都包揽了。王安石呢？他每天忙着跟吕慧卿和苏辙制定新法的细节，哪有时间过来帮赵拚分忧？
久而久之，外界就给中书省的这五位长官描绘了出了各自的人生状态图，总结起来就是五个字：生老病死苦。王安石生，曾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赵拚苦。看上去很好笑，但实际上这就是此时中书省几位大佬的真实现状。
制置条例司成立不到一个月，赵顼召见王安石询问新法草案的进展，赵顼这无疑就是在猴急了，王安石耐心地对他说道：“大体上已经差不多了，但现在我们正在就具体的细则在做讨论和调研，国家眼下虽然缺钱，但我们也不能为此而急功好进，更不能因此而行有违礼仪教化之举，要不然就成了为了敛财而不择手段，那样倒是能够很快生财，可如果因此而导致国家动荡就会得不偿失。所以，这事陛下你还真不能催得太急了，变法这等大事只可缓而不可急！”
各位，这里请为王相公鼓掌！
后世的某些人攻击王安石新法的众多说辞里面有一条就是指责其为了敛财而急功近利继而不择手段，可事实呢？王安石是在这年的二月受命开始主理变法事宜，但直到五个月后的七月他才小心谨慎地出台了他的第一项新法——均输法，而且这些法令细则里的每一条都尽可能充分考虑了当时的社会现状和民众的接受程度，再结合王安石在皇帝面前亲口说的这段话，请问这怎么就成了急功近利和不择手段了？
安抚好年轻又有点心浮气躁的皇帝之后，王安石紧接着就开始谋划更大的动作，这年四月他派遣了八个人分别前往全国各路核察当下的农田、水利和赋役情况，这八个人分别是：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王广廉。这八人都将成为今后变法运动中某一时刻的主角，这其中的某些人比如说刘彝、谢卿材和程颢更是大名鼎鼎，尤其是这个程颢。是的，这个程颢正是后来名满天下的“北宋五子”之一的那个理学宗师。关于他们，我们在后面具体的事件中再做提及。
就在王安石为新法的创立而殚精竭虑之时，身为中书省宰执集团的顶梁柱，他还在这一时期不得不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别忘了，他可不是专职变法的，况且现在的他几乎可以说是中书省里唯一在做事的宰相——虽然他只是一个副宰相（参知政事）。
此话又从何说起呢？这事我们在前面其实也交代了，富弼虽然是名义上的首相，但人家现在并不理事，而是在家养足疾。曾公亮这时候在干嘛呢？他去了西京洛阳给宋仁宗和宋英宗安放神像牌位。至于另一位参知政事赵拚，这位老先生倒是一直在中书省坚守岗位，可长期的值班终究还是把他给累趴了，于是乎王安石被迫抽出身来时常去中书省坐班理事。
就是在这一时期，老王同志狠狠地挥舞起宰执大臣的权力大棒敲打了几个大臣。这些人分别是：开封知府滕甫、翰林学士郑獬、宣徽北院使王拱辰、知谏院钱公辅，这四人被王安石挥动起权力大棒集体赶出了京城外放为官。这四人为何会被外贬呢？反对新法吗？并不是，因为这时候新法还并未正式出台，他们四人被贬纯属正常的宋朝顶级官场上的例行内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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