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襄被罢免后，赵曙猛然回头发现自己竟然已经登基称帝快两年时间了，换言之，仁宗皇帝已经驾崩两年了。
公元1065年4月，在忙活完赵祯驾崩两周年的“大祥”之礼后，自认为已经对仁宗皇帝尽完了孝道的赵曙终于可以做那件自他登基之后就最想做的事了——给他的生父和生母追赠名分。
关于这事，身为宰相的韩琦其实早就想干了。这个老家伙此时早把仁宗皇帝给忘到了脑后，他只知道赵允让才是当今皇上的亲爹，而给赵允让抬高身份无疑会让他在赵曙那里更受重用和信任。至于先帝赵祯，那不过就是一冢中枯骨，完全没有必要耗费他这个当朝宰相的时间和精力。但是，韩琦再猴急也得注意自己的吃相，这活儿不能由他来干，得让下面的人干。于是，韩琦下发公文让学士院的官员商议一下应该如何给赵允让追加名分。说难听点，这其实就是让宋朝的这帮自诩清高且博览群书的大才子表演一下该如何跪舔当今的圣上。
宋朝的读书人果然非常要脸，公文下发之后，上至翰林学士和知制诰之类的大才子，下至谏院和御史台里的各位能言善辩的言官，这些人全都相互瞪眼却就是没有一个人动笔。但是，司马光可不管这些，他第一个操起笔挥毫泼墨了一番。
司马光毫不客气地指出，按照《仪礼》的说法，既然一个人当了别人的嗣子就得有个嗣子的样子，这个人从此就应该与原生家庭划清界限。自秦汉以来，帝王以嗣子的身份继承大统的例子不少，而这些人当了皇帝之后又反过头去追认自己的亲生父母为帝为后都遭到了世人的非议。唐代中后期之后，嗣子继承大统更是家常便饭，但这些人都是前任皇帝驾崩之后被后宫里的那些专权跋扈的大太监或者大臣们给抬上去的，但我们现在的这位陛下可不一样，他是先帝还在世的时候就过继为嗣的，而且他的帝位也是先帝亲口给许下的。濮王赵允让虽然是他的亲爹，但他能够当上皇帝且从此子孙万世相承都是拜先帝之功，所以他真正应该感恩的人其实是先帝。当然， 生为人子理应感恩自己的生父和生母，依我看来，我们能够给的极限也就是重新给濮王一个封号：高官大国，极其尊崇。谯国、襄国太夫人、仙游县君亦改封大国太夫人。考之古今，实为宜称。
司马光最后这句话的意思很好理解，他的意思就是坚决反对给赵允让加帝号，而是提升赵允让的爵位封号。赵允让死后被追赠为濮王，但在所有的王爵名号里，“濮”这个字实在是没什么牌面，历史上名头最响亮的王爵无疑是以春秋战国时期的那几个最为强大的国家来命名的一字亲王：秦王、晋王，齐王、楚王、赵王、魏王以及燕王。在这些大佬级的王爵名号里，位列战国七雄之一的韩王都排不上号。 也就是说，司马光认为给赵允让一个秦王或者晋王的名号就已经是最高规格的礼遇了，就如当年的秦王赵廷美，至于他那三个地位最高的老婆则同样许以大国冠名的太夫人称号。
李清照的外公、宋朝此时的翰林学士王珪在将司马光的这份意见书加以润色后转呈给了中书省，以此算作是群臣们的公议结果，但这份公议有一个最为敏感的地方被所有人都刻意回避了，那就是赵曙应该怎么称呼赵允让？这可是个大事，韩琦强令王珪必须要对此给出一个说法，要不然这份文件没法上呈给赵曙。王珪被逼急了只好擦了擦额头的冷汗，回道：“濮王比先帝年长，所以我觉得陛下称濮王为皇伯最为合适与得体。”
请注意！在这里，在韩琦的威逼之下，王珪是第一个让阵地失守的人！赵允让终其一生都是个王爷，所以赵曙对他的称谓里只能被冠之以“王”，而不能被冠之以“皇”，王珪所应坚守的底线里是“王伯”，但他说的是“皇伯”，这就等于是在承认赵允让曾经也是皇帝。
说的形象一点，我们在影视剧里看到皇帝称呼自己的叔伯为“皇伯”或“皇叔”都是不正确的，这些人只能被称之为“王伯”或“王叔”。简而言之，除了皇室的人（太上皇、皇太后、皇帝、皇后、皇子、皇女），王室的人没有谁可以被人冠之以“皇”的称呼。皇室和王室，这是两个概念。
赵允让是什么？他只是一个王爷，他虽然是当今天子的生父，可是按照礼法，赵曙身为赵祯的嗣子只能称呼赵允让为“王伯”，而非什么“皇伯”。然而，面对韩琦呈上来的这份群臣的公议结果，尤其是面对自己竟然要称呼自己的生父为“皇伯”这一结果，赵曙的反应却是大怒：赵允让明明是我老爹却要让我称呼他为伯父，这是陷我于不孝啊！
闻到这股风声，既想溜须拍马又想保全自己忠义名节之辈立马跟进，他们说赵曙应该称呼赵允让为“皇伯考”。这又是一个什么称呼？简单地说，这是现任皇帝对曾经当过皇帝但如今早已逝去的伯父的一种尊称，也就是说这人的伯父和他自己都是皇帝。这些人让赵曙称呼赵允让“皇伯考”也同样也是在变相地承认赵允让的身份是皇帝，这就从本质上和原则上推翻了司马光之前的那番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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