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唐宋八大家里“宋六家”的闪亮登场，宋朝在文学和文化领域也迎来了它的黄金和鼎盛时期，而与之相呼应的则是早就一统天下的文官集团和士大夫阶级迎来了所谓的仁宗朝极盛时代。
仁宗朝的嘉佑年间让后世的无数小资和文青乃至是某些所谓的外国“汉学家”心驰神往，在这些人心里此时的宋朝是中国古代最文明、最鼎盛、最繁华、最开明的时代，是两宋的极盛时期，而开封城更是当时世界上名副其实的国际第一大都会，它无论是人口的数量还是商业的繁荣以及财富的累积和文化领域的光辉和灿烂都是无可争议的冠绝当世。
事实看上去确实如此，如果你是此时开封城里的一个贵妇或老爷，抑或是大富人家的千金或公子，那么你确实会爱上开封城。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一切其实都是表象，我甚至想说这一切其实就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如果你认为我这是在吹毛求疵抑或是在有意地故作人间清醒，那么我接下来的话你可以选择性跳跃。
每一个王朝甚至是每一种事物或个人在其发展和进入到极致状态后都不可避免地会开始走下坡路，意即盛极必衰和物极必反，也即月盈则亏。所以，有智慧的人总说花未全开月未圆才是世间万物最高、最好、最美的状态。可是，世间万物的能量场总是在不停地运转，花儿终有全开之期，月亮也终有盈满之时。此理放之于一个王朝和个人身上，有的是从巅峰状态极速坠落，就像烟花绽放一般，有的却像是油尽灯枯的火烛一般缓缓熄灭，但无论是哪一种衰败都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在那无限风光的背后早就隐藏着足以致命的诸多且巨大的隐患。极盛之时其实也正是隐患无限凝聚和膨胀之时，这就像是那些寄生在人体背后的脓疮，当它们破裂之时也正是衰败甚至是消亡的开始。
嘉佑年间的宋朝其实在各个方面都已经是积重难返之势，这里面最突出的问题仍然是“三冗”问题，其中尤以冗兵最为严重。赵匡胤时期全国的军队数量也就二十万左右，但这些人东征西讨纵横南北几乎无往而不胜，而到了赵光义时期军队人数极速增加但军队战斗力却大不如从前，宋真宗赵恒再弱之，到了仁宗赵祯时期宋朝军队的总人数终于是突破了百万大关，但讽刺的是，宋朝的周边几乎一个敌国都没有。环境越险恶的时候军队人数越少但战斗力却最强，周边形势越安全军队数量却越来越多，但说到底这一切的祸根终究还是在赵光义的手里。
这时候我们再回过头去看赵匡胤曾经计划迁都洛阳或长安的计划就会发现其战略眼光是多么的具有超前性，以山川地理优势代替数十万雄兵拱卫都城，而不是把自己数量庞大的军队压缩在地处平原地带的开封城里等着别人来围攻自己，此中利弊不言而喻，可赵光义的一己之私不但害苦了他的儿孙，更是害了整个国家和民族。军队战斗力不足就用人头优势去填补，这一招终究让北宋政府为此而付出惨重的代价。
我们现在来算一笔账。嘉佑年间宋朝全国正规军的人数早已超过了百万，而宋朝在陕西的一名边军在战时每年的开支是70贯左右，如果按照和平时期的开支来计算，我们把这个数值缩减到最低值的20贯（不能再低了），这样算下来宋朝在和平时期的年度军费开支就是2000余万贯。
这又是一个什么概念？要知道宋真宗的天禧年间全国每年的财政总收入还不到3000万贯，嘉佑年间的财政收入逼近4000万贯，也就是说宋朝每年的军费开支超过了国家全年总收入的五成，而这还仅仅只是宋朝在军费上的开支。
军费支出超出财政总收入的五成，这是个什么概念就不用在此细说了吧？这里有一个直观的对比：我国2021年的全国一般性公共预算收入（也就是全国财政总收入）是20.25万亿元人民币（不包括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而我国在2021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GDP)是 114万3670亿元人民币，我国2021年军费支出则是1.35万亿元人民币。换言之，2021年度我国的军费开支占财政总收入的6%，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
如果按照这个比例来算，宋朝在嘉佑年间的财政总收入是4000万贯，国内生产总值则是在2亿贯，宋朝的军费开支占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为50%，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则是10%。放眼当今世界，军费开支占GDP比重最高的是沙特——8%左右，而全世界最豪横的国家美国才不过4%左右，但宋朝在这方面秒杀了上述两国。
在嘉佑年间重回开封并担任宋朝“计相”三司使的蔡襄曾经对此评价道：朝廷一岁所用，养兵之费常居六七。到了南宋，宋孝宗同样感慨道：养兵费财，国用十分，几八分养兵。如此说来，我们说军费占了宋朝财政收入的五成还是太过保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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