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太监迁移的是国防军的一位都尉，他宣读的命令更简洁：“奉大夏皇帝旨：所有太监，三日内南下，至大夏京师安置，沿途有官兵护送，不得逃散。抗拒者，严惩不贷”。
太监们反应各异。年轻些的面露喜色——毕竟有条活路，年老的则愁容满面，他们中很多已无亲无故，身体又残缺，对前途充满恐惧。
但无论如何，这是命令，没有选择余地。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监，曾是司礼监的随堂太监，突然朝着乾清宫方向跪下，重重磕了三个头，老泪纵横：“万岁爷……老奴……老奴这就去了……”。
没人知道他口中的“万岁爷”指的是崇祯，还是紫禁城本身，亦或那个已经逝去的时代。
当最后一批宫女走出神武门，最后一批太监在监押下离开玄武门，夕阳正将紫禁城的宫殿染成一片金黄。
这座宫城，在送走了它的最后一批仆役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寂静。只有巡逻士兵的脚步声，在空旷的广场和宫道上回荡。
明日，它将迎接新的主人。
清算的最后三日，处决达到了高潮。
从第十二日到第十四日，棋盘街广场每天上午、下午各一场公审，每场处决五十至一百人不等。
被处决者包括：
原内阁大学士魏藻德：崇祯最后一科状元，入阁仅三个月，清算中查实，他和李自成有所勾结，私藏白银三万两于宅中水井，并拟好了投诚信。
原兵部尚书张缙彦：城破前私开城门放家眷出逃，导致防守出现缺口。
原嘉定伯周奎：崇祯岳父，国丈，崇祯号召勋贵捐饷时只捐三千两，实际家产超百万两，城破后却想携巨款投诚李自成。
从周府地窖中搜出现银四十三万两，黄金一万两千两，古玩珍宝无数。
原京营提督太监曹化淳：虽已年老，但任内贪墨军饷、克扣兵粮证据确凿，致京营毫无战力。
以及数百名在各衙门、各权贵府中为虎作伥的胥吏、管家、护院头目。
绞架从最初的十具增加到三十具，最后增加到五十具。
行刑时，绞索落下的声音连绵不绝，像是死神的脚步声，广场的土地被反复清洗，仍渗着淡淡的褐红色。
围观百姓从最初的惊恐，到麻木，再到某种程度的参与。
第十四日下午最后一场处决时，当一百零七名囚犯被同时绞死，创下单场处决人数纪录，人群中竟然爆发出欢呼声。
那欢呼中有仇恨得以宣泄的快意，有沉冤得雪的激动，也有对新秩序的认同。
一个书生模样的人低声对同伴说：“太史公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观今日之刑场，信矣，这些蠹虫，食民膏血而肥，终有此报”。
同伴摇头：“不只是天道，是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便是这般下场”。
至第十五日黄昏，持续半个月的北京大清算基本结束，临时组建的“清算总署”连夜整理出最终数据，于次日清晨张贴于各城门：
抓捕总数：五万二千八百七十四人。
其中原大明官员（六品以上）一千二百三十七人；有爵位者及其成年男丁九百四十五人。
锦衣卫、东厂系统八百六十二人，各衙门胥吏差役三千六百余人，权贵府中管家、护院头目等两千余人。
趁乱抢劫、杀人、强奸等刑事犯一千五百余人，其余为以上各人犯的亲属、成丁家仆等。
公审处决：一千一百四十三人，全部为证据确凿、罪行严重者。
判刑劳役：四万九千七百三十一人。
刑期十年至三十年不等，全部发往北方边疆修路、筑城、兴水利。
赦免释放：约两千人，多为罪行轻微或证据不足者。
查封财产：黄金总计八十七万两；白银七千二百四十万两，铜钱难以计数，田产地契合计三百八十万亩（仅北京及周边）。
宅邸商铺五千七百余处；粮食一百四十万石；珍宝古玩、字画典籍装满三千余箱。
遣散安置：宫女两千一百三十三人，太监两千四百五十六人已分批南送。
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是一个旧统治集团的彻底覆灭，是一个积累了二百多年的特权阶级的瞬间崩塌。
北京城，这座大明王朝的心脏，被以最彻底的方式“清洗”了一遍。
第十五日深夜，北京城罕见的安静。
街上只有巡逻队的脚步声和梆子声。所有商铺都按要求在戌时前关门，百姓不得夜行。
城墙上，大夏的岗哨如钉子般矗立；城门处，新制的“夏”字灯笼在秋风中摇晃。
在临时设于原兵部衙门的“北京镇守使司”内，王勇和李崇武对坐饮茶，两人都满脸疲惫，眼中布满血丝。
“总算告一段落了”，李崇武长舒一口气。
王勇点头，却又摇头：“只是开始。这城里杀了一批，抓了一批，可人心呢？那些没被抓的小官小吏，那些观望的士绅，那些害怕的百姓，要真正收服这座城，路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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