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文件中，对“九五”时期实现第二步发展战略目标作出新部署：到2000年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010年的主要奋斗目标是：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个《建议》中强调，实现奋斗目标的关键，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转变。
“宁叔啊，之所以我说这个目标定少了，就是因为这十几年我们更多的是在打基础，或者说是在做准备，现在已经准备的差不太多了，所以未来那就是全力往前冲了。
而且我们入关，啊，现在是入世谈判，已经这么多年了，我估计也快差不多了，跟其他国家的谈判，嗯，也都进展到一定程度了，无非就是有个最主要的国家在不断刁难，但我觉得迟早会达成协议的。
一旦入世以后，我们的对外出口，会享受更好的待遇，不需要再经过香江了，那个时候的发展速度也会更快了。”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上的数据，2000年GDP是.5亿元，2010年是.0亿元，应该算是翻了两翻。
也就是前世在10年间，gdp达到了原来的4倍，是制定的目标的两倍。
这恐怕是当时制定目标的时候想不到的。
“6月份的时候，京城有一个围绕国企改革的争论，挺有意思的。
那是发生在我们学校。
京城大学有一个经济研究中心。
这个研究中心的两位老师，一位林教授，还有一位张教授，两个人关于深化改革，还有国有企业产权问题，搞了一次学术交流，或者叫争论，我们学校叫做交火。
那次争论，媒体进行了许多报道。
国企改革深化阶段，学界对改革路径存在“产权改革”与“市场化路径”的重大分歧。
那位林教授认为：国企目前的困境，源于历史遗留的战略性政策负担。国企改革应剥离战略性政策负担和社会性政策负担，通过硬化预算约束与公平竞争环境激发活力，强调政府干预对构建内生性经济策略的必要性。
国有企业问题的关键是‘委托-代理人’之间，是否会产生道德风险的问题。
而张教授的想法是相反的，他主张：国企产权主体虚置问题需通过民营化解决，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对称安排，才是改革核心。负责经营决策的人应该享有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让真正承担风险的资产所有者选择经营者，优先成为企业家，才能保证真正有经营能力的人占据经营者岗位。
当一个经济中，不允许个人成为财产所有者时，就等于失去了判断经营者才能的可靠信息。国企改革的出路是民营化，将企业中的国有资本变成债权、非国有资本变成股权。应建立法治框架保护私有产权。”
“宇宁啊，我倒觉得这位张教授说的有道理，现在西方，北美也好，欧洲也好，甚至包括日本，很多国家都是在采取民营化的路径。”
“宁叔，我倒觉得未来国内在经济领域更多的会采用那位林老师的理论。
如果按照张教授说的，完全民营化，实际上他的理论更接近于北美70年代的芝加哥经济学派。
那个学派的核心，就是股东利益至上的原则。
如果是这样，未来国内会演变为以利润为核心，而不是以增强国力为核心。
实际上国内现在的发展战略，在我的眼里，就是4个字，重回巅峰。
所以，国内在大部分领域中，必然是由国有大型企业为核心。比如搞成国有独资公司，国有集团公司这样的模式。
因为，我们现在的基础，主要是技术领域中的基础，和北美和欧洲是不能比的。”
其实前世季宇宁对这位林教授的理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认为并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优制度，相反，制度是内生的，且与其发展阶段有重要关系。也就是，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来创造一个更加适合自己发展的制度。他的主张是，后发国家应该先利用“后发优势”加速经济发展，而制度的完善大可以与经济发展同时进行。
而此时已经两世为人的季宇宁的感受就是，前世国内的发展，就是走的这样一条路，这就叫有自身特点的发展之路。
就是在一边摸索，一边尝试。
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后发优势。像欧美，像日本，这些主要都是教材。而像毛熊，则更多的又变成了教训。
而后发，就可以学习，总结，可以规避一些问题。
未来，这林、张二人还会不断的有学术上的争论。也挺有意思的。这俩人的观点往往是针锋相对，互不相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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