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是没听过反对的声音，也不是没人为执失烈开脱。
朝堂之上，文臣多言屠城太过，伤了武朝仁名。
武将则大多以为边疆战事残酷，杀伐不可免。
而这些讨论，这些激辩，说到底，都有一个共通点。
他们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说话的。
没有一个人会真的去想：
如果不赏，下一次仗谁还敢打得这么狠？
如果纵容，是否会彻底放弃皇权的节制之力？
如果今天放过了功高者，是否会在几年后埋下不可控的隐患？
如果今天处置太重，又是否会打击边关的士气，让将士们寒心？
只有李北玄，没有说任何一个立场，也没有站到任何一方。
只是很诚实地说了：“这事我不能说。”
不是回避，不是推诿，而是一种分寸感。
一种赢世民年过四旬、在皇位上坐了十年也难得一见清醒。
这个清醒的人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
知道在真正的权力中心，最大的智慧不是给建议，而是知道谁才有资格做决定。
那一刻，赢世民忽然意识到，他身边这许多年的群臣，不管再怎么老成持重、再怎么忠心耿耿。
哪怕是丞相、太傅、尚书、阁老，哪怕是陪了他半辈子的老友故臣。
在这件事上，他们每一个人说出的意见，都带着掩不住的私心与局限。
唯独李北玄，是从他的角度，考虑了这件事的不可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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