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久，会议的掌声才渐渐停息下来。
等掌声彻底停息下来后，王院长问道：“孙教授，你们这个项目需要多少胃癌患者参与项目？”
孙教授略微思索道：“每组证型不能少于一百人，数量少，临床数据没有说服力。”
讲台下面的所有人一听说每组需要一百人，都重重吸了一口凉气。
一时间，会议室陷入一片嘈杂之中，下面的专家学者三三两两地相互讨论了起来。
等讨论声音小了许多后，王院长继续道：“一组一百人，六组就是六百人。然而没有四诊合参辩证前，谁也不知道患者是什么证型的胃癌，为了保证每种证型百人的规模，参加这个项目的患者肯定要远远大于六百人，甚至要达到千人的规模。”
王院长盯着孙教授问道：“自今，中医临床的课题还从未有过如此大的规模。孙教授，你考虑过需要一个多少人的团队，才能满足一个千人规模的课题的需求吗？你又去哪里找这么多主攻中医肿瘤治疗的医生？”
听到王院长的提问，下面的与会人员又开始窃窃私语讨论起来。
等讨论声音稍小，孙教授才回答道：“我们在做项目设计的时候，已经预估课题组成员不能少于五十名医生，但是每个医生不用全是精通肿瘤治疗的医生，我会提供每个证候组统一的治疗方桉，每个证候组只需要带队医生精通中医肿瘤就行，其他的证候组成员就不需要这么高要求了，只需要四诊合参能辨明证候即可。”
“至于人员的问题，我准备联合几所中医药大学共同做这个项目。”
孙教授最初打算做这个课题的时候，就发现要做这个项目，即使是集合肿瘤研究所所有的力量都是无法完成的，甚至是集合研究院的力量也只能说是勉强。
孙教授这才意识到中医循证医学实验的困难有多大。
在后世，各种循证医学中心如雨后春笋一样建立，从而导致研究力量分散。各个循证医学中心力量也是参差不齐，在临床研究和方法学研究方面力量还很薄弱。另外，因缺乏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各机构分工和职能不清，没有形成协同创新的合力，不利于高质量证据的产出和转化应用。
这也造成了中医循证医学热度一直居高不下，却很难做出成果来，有成果也是中医药的循证，而非对某种疾病的循证，只能说中医循证验证要求的医生数量太大了。
西医在现代监测仪器的辅助下，一个小规模的课题组，就可以同时管理上千名、上万名的实验者。
而中医的课题组的规模，则是和实验者的人数成正比的，实验者人数越多，课题组的规模就越大，基本上要保持一比二十的比例。
这也是为什么中医循证医学进展如此缓慢，相对西医循证医学，中医循证医学课题参与人员数量要远远高于西医。
中医疾病的循证实验，根本就不是一个教授带几个学生能完成的，更不是一个专业能够完成的，需要动用院校级别的全部力量才能完成，但不可能有那个院校会为了一个项目动用学校的全部科研力量。
想搞中医循证必须要多院校联合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说起来简单，办起来就难了。
孙教授坚持要做这个先行者，目的就是在这个中医循证刚刚兴起时候，利用研究院的影响力，通过首个中医循证课题整合一部分从事循证医学研究的力量，建立起一种合作模式，为中医循证医学发展打下一个基础，这也算自己退休前为中医的发展做最后的贡献。
一听需要和大学联合，讲台下面又出现了激烈的讨论声。
王院长趁着下面讨论之时，略微沉思一阵，虽说课题组成员的可以与院校联合解决，但又面临的新的问题，中医从来没有这么大规模的课题，对患者住院场地安排又是一个问题了。
中国中医研究院虽说有自己的医院，但是也不能腾出一千多张病床，要是这么做，三个医院就得全部瘫痪。
王院长便问道：“孙教授，一千多人试验参与者就是一千多张病床，这些患者你又要如何安排。”
孙教授解释道：“课题既然是和院校联合，我的设计就是每所参与课题的院校负责一个证型组，该证型组的患者就由该院校附属医院解决患者的住院问题。”
听到孙教授让联合院校自己解决患者住院问题，下面的议论声音变得空前地大。
有些院校因为课题会占用他们大量本就紧张的病床，影响医院和学校的收入，已经心生退意。
有目光短视的，自然目光就有长远的，这些人早已经将心思埋藏在心底了。
别看现场议论声音很大，可是每个人都心怀着自己的心思。
后排的黄素却听到了自己回草原市的契机。
别看中国中医研究院下属有三家直属医院，但是真的没有多余的病床提供给孙教授。
课题是孙教授提出的，自然也要负责一个证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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