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记得，我一个趔趄，一脚没踩结实就沉了下去。
后来的事儿，我记得的不多，只知道在大约一公里的村子下游，我被人用网兜给捞了起来。据说人家是把我当成了大鱼，救上来之后，被人好一通按，总算是醒了过来，救了我一条小命，可是我却没来得及感谢人家。
有的事情就是这样的，在冥冥之中注定了，谁也说不清，谁也道不明。救我的那个人第二天自己就被洪水给冲走了，连尸都没找到，而我只记得他叫阿发。
在我父亲的眼中，我坠河只是一次意外，但是在我爷爷的心中，这却是一场劫。
我爷爷说，他给我算过命，七岁这一年会有一次意外，弄不好我就没了，而意外恰好是跟水挂钩的。他说，原本这一次是要带我走的，但是那个救我的人给我做了一回替死鬼，是上辈子欠我的，这辈子来还债。如果我要还是不改名字，下一个七年，还得有意外。
他的那些话，小时候我听起来总是觉得虽然有些神叨，但却有些道理。
父亲虽然嘴上依旧不信，但心中有些后怕，于是就给我改了个名，叫做夏忆。
很多人都会觉得奇怪，我父亲明明是个粗人为什么会给我取这样文艺的名字，其实他那是不得已要面子。
因为在浙江话的发音里头，“下雨”和“夏忆”的发音是极其相似的，他不过是用这种方式在和他的父亲继续斗争着，至少他喊起来还是“下雨、下雨的”，在面子上不至于输了我爷爷。
到了我读书的年纪，村里已经在原来齐老二家那块烧掉的老宅处盖好了新学堂。土地被平整过，中央的旗杆上飘扬着鲜艳的五星红旗，被刷成半白半绿的教室一溜的黑瓦，朗朗的读书声早就让人们忘记了那一年在此处发生的惨剧。
学校的选址多半是有意味的，虽然这是一个讲究无神论的时代，但是还是有很多建筑选址上参考了风水学。
洪村小学的选址，就是我爷爷定的。我爷爷是村里唯一一个和李二爷走得比较近的人，李二爷是个孤老，无儿无女，人很瘦，他俩经常在一起下棋扯天，偶尔也会见到那个疯道士跟他俩在一块儿。都说洪村的地下有东西，有的人洪村以前埋过一个皇帝，也有人说这里曾经还有一座皇宫，至少在那个年月，人们更多关心的还是口粮，至于那些传说，只是饭后打发无聊时间的谈资。
虽然爷爷与父亲的关系很差，但是爷爷在洪村里头还是个德高望重的人，那个年代无论是建房子还是修坟都是找他来看地基，甚至连我们村的规划都是他做的。
选了那里做小学，是因为爷爷希望读书的正气可以压倒当年发生的那场残局，而且那个位置地处村子的中心，不能荒废了。
农村人比较遵守传统，老祖宗留下的规矩也多，死过人的地方总是有些避讳的。建座学堂，让孩子们去热闹，久而久之也就忘了。
不信各位可以回去问一问，但凡是有些年头的学校，尤其是建国后新建的学校，大多数原来那地方不是乱葬岗就是砍头用的刑场。
父亲打过仗，又负过伤，要说在当年怎么的身份都是没问题的。复员回来后，原本县里给他安排了个差事，在供销社里做出纳，这搁在当年也算是个不错的活。无奈父亲是个血性汉子，见不得那几个头头整天在里面耀武扬威，私下勾结干些偷鸡摸狗的活，和那里的主任干了一架就被开除了。
我的家，也就是父亲建的那座房子位于村东头的小山坡上。三面环山，中间有一大片平坦的地方，从远处看去，这座山像是一把太师椅，而我的家就处在这把椅子的正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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